第三节 新时代语音学研究的特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在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十八大以来所面临的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科学判断。从科学研究的视角看，2010年以来，人类科技进步的步伐进一步加速，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语音研究相关的内容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热点。在这样一个政治、历史、文化、科技都面临挑战与变局的时代，语音学研究也必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 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在语言本体研究领域，学者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把实验证据导向的研究范式贯彻于更加广泛的汉语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与音系现象研究之中。胡方《汉语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旨趣》（《方言》2018年第4期）提出实验描写主义，提倡实验证据导向，用与时俱进的科技手段描写语言中的语音现象。

　　另外，语音学研究领域早已从语言本体研究全面深入到更为广泛的多模态言语交际研究，同时，更为关注自然口语语篇。自然口语语篇的接口研究与人工智能交互技术密切相关。在社会交际中，人们使用多种多样的交际手段来交流信息和传递意图，这些手段既可以是单模态信息也可以同时包含多个模态的信息，如文字、语音、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书画、音乐等。在国家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支持下，语言所语音研究团队，采用声学语音学和多模态分析（音频和视频、呼吸等），研究口语语篇的韵律特征、音系表达方法以及语法结构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探索语音特征特别是韵律特征对交际意图实现的贡献。

　　中文言语信息处理项目首次得到科技部973项目“互联网环境中文言语信息处理与深度计算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首席科学家：党建武，2013—2017）的支持。李爱军和贾媛基于汉语口语语篇的特征，提出一套分层表示体系，对口语语篇的音段、韵律、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进行多层级的解析；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口语语篇库DISCOURSE-CASS， 包括不同风格、领域、体裁的口语语篇。其中，篇章层级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贾媛的专著《汉语语篇分层表示体系构建与韵律接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以重音等级和停顿时长等参数为切入点，开展了基于依存语法、篇章回指、修辞结构、向心结构、话题和话题链、以及信息结构等篇章理论的语篇—韵律接口研究，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语篇信息对韵律的作用。

　　在口语对话方面，李爱军等采用语篇/语境的语调韵律范式来研究言语行为与标注标准（Zhou, K., Li, A. & Zong, C. 2010. Dialogue-Act Analysis with a Telephone Speech Corpus Recorded in Real Scenarios. OCOCOSDA 2010, Nepal.）、汉语问答系统的功能和形式及其分布特征（Li, A. 2018. Response Act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the Coding Scheme and Analysis.ISCSLP 2018, Taipei.），以及对话意图信息编码和解码（李爱军等《自然口语对话语境中回声问句的解码初探》，ICPLC 2013; Huang, G., Zhu, L. and Li, A. 2018.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Echo Questions in Chinese Dialogues.ISCSLP 2018, Taipei.）、疑问言语行为实现的韵律特征（Liu, X., Li, A., Jia, Y. 2016. How does prosody distinguish Wh-statement from Wh-question? A case study of Standard Chinese. Speech Prosody 2016）。

　　语篇焦点是语篇语义、意图表达和理解的关键，对语篇焦点的语音特性研究备受关注。贾媛《普通话焦点的语音实现和音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单焦点、双焦点以及多焦点成分的语音实现方式，并采用AM语调音系学理论，以及有关语调的优选论分析模式，来解释普通话的焦点的分布问题、焦点和重音的对应关系问题，以及普通话的语调音系表征模式。智娜Study on Form and Function of Prosody Based on Acoustics, Interpretation and Modelling with Evidence from the Analysis by Synthesis of Mandarin Speech Prosody（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通过从韵律的形式和韵律的功能两个视角探讨自然话语的韵律特征，解析了汉语在不同层级的韵律功能和韵律特征，探讨了声调语言不同于非声调语言的语调标注方法。李爱军等开展了多焦点句的韵律特征研究，首次从跨语言角度考察当核心重音在语句最左侧的时候，核心后焦点重音的语音实现，及其与韵律结构之间的关系（Yuan, Y., Li, A., Jia, Y., Hu, J., Surány, B. 2016.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post-nuclear accent under dual-focus conditions in Standard Chinese. Speech Prosody 2016）。李爱军《普通话不同信息结构中轻声的语音特性》（《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3期）揭示了轻声的语音特征（声学相关量）与所处的信息结构的关系，轻声在不同信息结构或者语境中的声学模式，在不同语境中影响轻声产出编码的主要特征。

　　此外，语音学与儿童语言习得、二语习得、病理语音、司法语音、言语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越来越深入，也促使语音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限于篇幅，除了二语习得，这里不做深入讨论。另有《儿童语言获得研究70年》章节讨论涉及儿童语音发展。

　　二、 语音学研究普及化

　　2000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语音学研究所依赖的研究设备日益普及，尤其是声学语音的研究，目前甚至可以使用全民普及的智能手机采集语音信号。此外，各类收费或者免费的声学采集、分析软件也为专业的语音分析提供了便利。语音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少数科研单位，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了语音实验室，语音学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态势。

　　在高校与科研系统中，语音学研究主要依托于中文系或者外文系，以及对外汉语教育相关院系。一般来说，中文系类的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比如宋益丹的《基于EGG的吴语阻塞音发声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顾文涛《语音韵律的实验分析与建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蔡莲红、孔江平的《现代汉语音典》（清化大学出版社，2014），刘新中的《广州话单音节语图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等。外文系类的或者对外汉语教育院系的多从事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其中，外文系侧重中国人学英语的研究，而对外汉语系则侧重外国人学汉语。进入新时代，二语习得研究迅猛发展，不过，针对二语学习者的语音习得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对比分析的方法将学习者对于目标语语音的感知和产出同本族语者的语音表现进行比较，并根据两者的差异情况分析学习者在二语语音习得中的问题和规律。对于学习者的二语语音习得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研究方向，即语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层面和语言产出（language output）层面。但学界对于二语产出方面的研究却一直不如在语言理解和感知方面的研究做得成熟和深入，很多关于二语者的语言产出问题还没得到完全解答，尤其是在自然口语的产出层面还存在很多研究空缺。

　　在二语英语语音习得方面，李爱军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音习得机制的跨学科研究”（2015—2020），贾媛主持了子课题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音库的收集和语音特性研究，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支持。项目构建了大规模英语学习者语音库AESOP-CASS，开展中国境内主要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英语学习者的发音研究，在音段方面系统地归纳出不同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语音偏误类型（贾媛，《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者元音习得类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智娜承担“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语音特征与可视化发音训练策略研究”博士后研究项目，对影响外语元音的可懂度感知和口音评分的相关声学信息开展研究，并利用电磁发音仪（EMA）对元音的发音生理特征进行分析和探索。於俊和李爱军等基于3D的发音生理模型进行可视化的语音训练研究（Yu, J. & Li, A., etc. Data-Driven 3D Visual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IPA for Language Learning. OCOCOSDA 2013.）。

　　在超音段方面，基于大规模语料库探索英语学习者的语调产出和语调感知，代表作如陈桦的《中国学生英语语调模式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王霞的《英语韵律习得——基于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的语音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0）、纪晓丽、张辉、李爱军、龚箭的《不同水平学习者对英语语调感知的实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3期）。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音习得，声调一直是二语者习得过程中的难点。林焘曾指出“洋腔洋调”形成的关键不是声母和韵母，而是在声调和比声调更高的语音层次（《语音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3期）。王韫佳《也谈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分析了美国学习者在双音节产出时的声调偏误，发现阴平和去声的产出正确率远高于阳平和上声，美国学习者产出汉语四声的偏误规律为阴平和去声的偏误类型主要是调型偏误，阳平和上声调型和调域的偏误都有。张林军的《母语经验对留学生汉语声调范畴化知觉的影响》（《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2期），王韫佳、李美京的《韩语母语者对普通话阳平和上声的知觉》（《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1期）考察二语者对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声调范畴感知行为学特性，是范畴感知还是连续感知，探索感知模式与习得者的水平、习得母语背景的关系。

　　韵律和语调方面的研究多讨论学习者语调的音高时长特性、焦点重音的声学实现、韵律边界的声学特征、节奏模式等，利用对比分析来研究学习者语调产出模式受到母语的迁移影响，以及与目标语之间的关系。比如陈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自然口语韵律的发展》[《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6)]和《美国留学生汉语口语产出的韵律边界特征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3(1)]考察了不同汉语水平的美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口语产出过程中韵律边界特征的发展，发现各韵律边界特征的习得是不均衡的，音高特征的发展好于边界前音节时长特征的发展。王萍、商桑、熊金津等《泰国学生汉语普通话正反疑问句的语调习得研究。（《南开语言学刊》2017年第2期），温宝莹、张子媛《美国学习者汉语疑问句语调的实验分析》（《南开语言学刊》2017年第2期）从广义语调出发，分别对泰国学习者、美国学习者习得汉语疑问语调时在音高、时长和音强方面的偏误模式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与汉语母语者的差异。

　　除了超音段特征，汉语音段的习得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在元音习得方面，王韫佳、邓丹《日本学习者对汉语普通话“相似元音”和“陌生元音”的习得》（《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2期）对日本学习者习得汉语普通话“相似元音”和“陌生元音”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提出将声学分析、感知评估和音系对比三者结合，来界定相似音素和陌生音素。在辅音习得方面，王韫佳《日本学习者感知和产生普通话鼻音韵母的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2期）考察了日本学习者感知和产出普通话鼻音韵母的习得表现，王韫佳、上官雪娜《日本学习者对汉语普通话不送气/送气辅音的加工》（《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3期）考察了日本学习者感知和产出汉语普通话不送气/送气辅音时的习得情况，发现日本学习者在加工汉语送气与不送气辅音时受到母语系统清浊对立的影响。王功平的《汉语二语习得者普通话口语语音习得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则既讨论了二语习得者的普通话声调与轻声问题，也重点讨论了辅音声母的二语产出与感知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的曹文、张劲松团队对中介语的研究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借助计算机辅助的汉语中介语研究，比如曹文、张劲松《面向计算机辅助正音的汉语中介语语音语料库的创制与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4期）。此外，曹文的声调与韵律研究也值得关注，比如《汉语平调的声调感知研究》（《中国语文》2010年6期）、《声调感知对比研究——关于平调的报告》（《世界汉语教学》2010年2期）、《现代汉语焦点重音的韵律实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旧金山大学李智强的《汉语语音习得与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强调音系习得与语音教学的关系，指出汉语语音教学模型要符合汉语的特点，在理解音节结构和声调特征的基础上，语音教学要把音节和声调教学跟语句韵律相结合，以达到培养学生流利自然的语音表达能力的目标。

　　三、 学术交流密切化、体系化

　　首先，中国语音学逐渐形成自身的交流平台。1991年，“第一届全国现代语音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其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这是全国语音学界的一个重要交流平台。2004年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举办了两届语音学暑期讲习班，聘请了国内外语音学和言语工程学界的知名学者讲学，学员包括来自全国各高校相关院系的青年教师、研究生等200多人，推进了语音学基础研究在语言学、语言教学、言语工程等各个领域的传播。2006年4月26日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正式成立，第一任主任委员是北京大学的林焘教授，2006年10月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鲍怀翘研究员接任，2014年至今由北京大学孔江平担任主任委员。2008年4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学术会议聚集了众多国内外著名语音学家，标志着中国语音学的本土会议也逐渐呈现国际化的趋势。

　　2006年，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组织了语音学资深学者讨论语音学中文术语问题。由于学术传承关系，中国语言学界有几种流行的国际音标表是历史上学者们根据1932年版或1951年修订版国际音标并结合中国境内语言的特点修正而来的，其后并未根据国际语音学会官方版本进行更新，因而造成语音学中文术语与国际语音学界通行术语脱节。经过半年左右的邮件讨论，术语修订组专家于2007年1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专题研讨，一致同意发布新版本的语音学中文术语。其后，语音学分会于2007年在《方言》第1期发布了依据国际音标2005年版的中文版本；2011年，国际语音学会官方学术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刊登了中文版国际音标。目前，国际语音学会正在开展国际音标术语在英语之外的世界其他语言中的翻译工作。

　　其次，国际学术交流密切。不仅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加，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也逐渐经常化。2000年，约1500人参会的第6届国际口语处理会议（ICSLP）在北京召开，吴宗济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传统音韵学到现代语音处理”的精彩报告，成为语音学与言语处理前沿的经典之作；李爱军进行了大会总结。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了第一届语言声调问题国际会议（TAL 2004），同时庆祝吴宗济先生95岁华诞，来自国内外的150多名语音学家和学者参与了本次大会，并出版了英文版的纪念文集《语音学与言语处理前沿》（From Traditional Phonology to Modern Speech Process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中国语音学界所主办的重要的学术还包括：2011年香港举办了国际语音科学大会（ICPhS 2011），2012年上海举办了第六届语言韵律国际会议（Speech Prosody 2012），2012年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三届语言声调问题国际会议（TAL 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