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以往研究简介

对于汉语副词“一定”的用法和性质，以往研究一直存有争议。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1980），副词“一定”可以表示“必然，确实无疑”（如例（1））或“意志的坚决”（如例（2-3））两个义项。

（1）a.这件事他一定不知道，不然不会这么淡定。

b. 这儿一定有人来过，你看看这里的脚印。
（2）a.你明天一定得抽时间看看他。
 

b. 他一定要去，就让他去吧。
 

（3）a.你明天一定来啊！
 

b. 我一定照办。

有学者把上述例句中的“一定”看作认知情态词或道义情态词（彭利贞2007；蔡维天2010等）；也有学者认为其还可以表达命令或承诺等言语行为（潘海峰2017等）；还有学者提出“一定”也可以强调命题真值（Wu 2018），如下例：

（4）A：张三喜欢小梅吗？

B：张三一定喜欢小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2.  “一定”的三种用法
 

上述研究并没有准确和完整地揭示副词“一定”用法的全貌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本文论证了副词“一定”有三种用法：（i）认知情态词（如例（1）），（ii）情态修饰词（如例（2））以及（iii）VERUM标记（例（3-4），参见Höhle1992；Romero & Han 2004等）。这三种用法在语法和语用方面的差异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能否紧跟内部否定词“不”；是否受语篇上的限制（如能否在语篇的首句中出现）；是否能与可能性情态助动词共现，具体如下表所示。

3. 意义分析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采用形式语义学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刻画和分析这三种用法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作认知情态词时“一定”表示必然性意义。根据Kratzer（1981，1991），必然性情态词是对（相关）可能世界的全称量化词。其量化域（又称为最佳世界集）由语境中的情态基准f和排序根源g两个函数决定。“一定”表认知上的必然性时，其语义解释如下：

也就是说，"一定ɸ"为真需要ɸ在所有的最佳世界中都为真。另外，条件（i）保证了情态词“一定”只能表达认知情态，条件（ii）保证了认知情态词对间接证据的要求（requirement of indirectness，参见Lassiter 2016）。
 

其次，作为情态修饰词的“一定”只能修饰必要情态词，起到强化必要性意义的作用。必要情态词如“要”在实际使用中通常是非精确的（参见Lasersohn（1999）对自然语言非精确性的论述），而“一定”作为一个松散性调节词（slack regulator），迫使人们在考察相关句子的意义时将非常规（abnormal）的情形也考虑进来，进而产生精确化效应（precisification）。精确性程度越高，被纳入考虑的非常规情形就越多。为了刻画这一思想，本文在技术上引入两个概念：可能世界的非常规程度（degree of abnormality）d和相对于非常规程度d为真（truth-to-a-degree-of-abnormality）。其中，d由函数δ对每个可能世界w赋值得到，且0≤d≤1。δ(w)=0表示w是常规的可能世界；δ(w)=1表示w是最非常规的可能世界。基于此，“要ɸ”句和“一定要ɸ”句的解释可如下定义：
 

也就是说，修饰词“一定”的作用就是提高情态词的精确性程度，使整个句子的意义更接近语义真。
 

最后，作为VERUM标记的“一定”处在比命题更高的位置上，作用于言语行为的层面。根据Repp（2006），VERUM标记是公共背景（CG）算子，表达说话人较高的真诚条件程度（degree of strength of sincerity condition），其程度值d可以通过整数值的方式来表示（如一般的断言的真诚条件程度为0，参见Vanderveken1999）。为了刻画这一思想，本文将公共背景的定义从命题的集合转换为命题到真诚条件程度值的函数。说话人做出一个包含VERUM标记的“一定”的断言对于CG的影响如下：

也就是说，“一定”使得说话人断言时的真诚条件程度提高，即高于一般值0。祈使句和承诺句中“一定”的作用与之类似。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三种用法的“一定”作用于意义的三个不同层面。认知情态词的“一定”作用于语义层面，情态修饰词的“一定”作用于语用层面，而VERUM标记的“一定”作用于言语行为层面；尽管有上述意义上的差别，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其共同的核心都是寻找某种排序上的最大值。


 

参考文献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商务印书馆

蔡维天. 2010. 谈汉语模态词的分布与诠释之对应关系. 《中国语文》 (3): 208-221. 
 

潘海峰. 2017. 副词“一定”与“必定”的情态对比及相关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06-116.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öhle,T. 1992. Uber Verum-Fokus im Deutschen. Linguistische Berichte, Sonderheft 4.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Kratzer,A. 1981. The notional category of modality. In H.-J. Eikmeyer and H. Rieser (Eds.), Words, Worlds, and Context, 38-74. de Gruyter.

Kratzer,A. 1991. Modality. In Arnim von Stechow and Dieter Wunderlich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639-650. de Gruyter.

Lasersohn, P. 1999. Pragmatic halos. Language 75(3): 522-551.

Lassiter, D. 2016. Must, knowledge, and (in)directnes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24 (2), 117--163.

Repp, S. 2006. (¬)(A&B). Gapping, negationand speech act operators.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 4(4):397-423.

Romero, M. & C. Han. 2004. On negative yes/no question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7: 609-658.

Wu,J-S. 2018. Intensification and Modal Necessity in Mandarin Chinese. London: Routledge.

Vanderveken D. 1990.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