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4月13日
摘 要：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关键词：
形而上学; 哲学; 语言学;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 哲学的语言转向;
作者简介： 李志岭(1966-),男,山东禹城人,文学博士,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语言和哲学话语体系的关系研究”(19YJAZH048)阶段性成果;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孔子、柏拉图与中西文化话语体系关系的发生学比较研究”(19CZXJ02)阶段性成果
理查德·罗蒂曾说:“20世纪取得的一个重要思想进步是……人们越来越愿意忽略‘我们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太提起‘我们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1此语或许适合于哲学,但对于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则未必合适。因为恰恰相反,正是在20世纪,人们才真正逼近和正面思考语言的本质。而关注本质或本质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属性,“如果同一性哲学就是追求回归到底的‘同一性’,不管这‘同一性’是来自‘本体’,还是来自‘主体’,那么,这种哲学就叫做‘形而上学’”2。形而上学原是“哲学的本意或祖宗,不了解形而上学,就不能真正理解哲学”3。所以,当现代语言学开始关注语言的本质(例如,无论索绪尔的结构,还是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或语言能力,都是对语言“本质”或“普遍性”的追求与探索),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转向,或哲学转向。因此,20世纪不仅发生了哲学的语言转向,而且还发生了更为重要的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转向,或哲学转向。西方形而上学产生2000多年以后,才真正出现了语言研究自己的形而上学。这正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类似于“哥白尼革命”的重大意义所在。
洪汉鼎指出:修辞学在古代曾是一门“显学”,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备的一项才能。4丁福宁曾在《语言、存有与形而上学》中指出,对于形而上学这种认识范式,语言是其首要和主要的哲学工具。5
从苏格拉底开始,形而上学的理想就是要通过辩论否定和超越相对、差异和变化,以逼近和把握绝对、同一和不变的普遍性。苏格拉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抹杀他们都是人这一事实。他进而拒斥理智上的怀疑主义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主张法律、正义和善的概念可以像人的概念一样被严格地定义。显然,苏格拉底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知识:一个基于对事实的观察,另一个则基于对事实的解释;前者基于特殊的事物,后者则基于普遍的概念。6如此,苏格拉底拓展了一条形而上学之路,或形而上的方法论,即通过对话、分析、不断追问而指向事物的抽象共性,进而以语言命名或定义这种普遍性。这是形而上学之路的第一步,或真正理论意义上的哲学的第一步。柏拉图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是对概念的属性展开研究和命名,所以,亚里士多德将“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归功于苏格拉底,而将“相论”(普遍的原型独立于特殊的事物存在,特殊事物只是它们的具体化)的发展归功于柏拉图。7
其实,古希腊长期存在关注语言的传统,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本身就是思想反思语言,关注语言的产物。赫拉克利特说:“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8这就是说,赫拉克利特已经给古希腊哲学规定了方向,即它要倾听、关注语词,但更重要的是语词后面的logos,即普遍真理,或万物的普遍性。而开创逼近语词背后的logos的方法的是苏格拉底,他创立通过诘难、论辩和追问以达至概念的方法,即所谓的“思想的助产术”。这种方法背后所遵循的不仅是关注语言,而且更关注“语言之后(meta-language)”的致思之路。Logos就是语言之后的语言,就是meta-language(语言之后)。2000多年以后,尼采说,柏拉图式的真理的世界不过是“一簇流动的隐喻”9。尼采此论指明了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的本质属性——柏拉图循着他老师之路,把真理之思的归宿引向了对恰当语言表达的追逐。柏拉图甚至断言,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在语言的镜子中看待事物,他就开始认识了它们完整无损的真理。伽达默尔评论说,这是对的。10
当然,柏拉图所确定的形而上学的言说,尽管尼采称之为“流动的隐喻”,但却是一种特殊的“隐喻”。柏拉图排斥、抑制“诗”或“诗人”,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对形而上学式的隐喻进行了限定(否定,即“负性”,这也恰恰是形而上学根本性的言说方式)。通过否定和超越感性的认识和言说,古希腊哲学家找到了逼近事物本质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的形成和确定,就是形而上学萌芽和确立的过程。正如丁福宁所说,当人们不再完全以神话的方式,而开始以理性的方式尝试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寻找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时,就开始了所谓形而上学式的思考。11简言之,古希腊形而上学始于对神话言说方式的超越,也就是始于对语言和言说世界的方式的反思,而成于一种特殊言说方式的确立。这是一个完美的从语言之思到形而上学的过程。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语言对于哲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语言既是形而上学的故乡,也是它成长和回乡的必由之路,尽管它同时也是哲学需要挣脱的牢笼。
但要充分认识语言在哲学探讨中的重要性,或者说如果哲学要专门针对语言展开自我反思,则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索绪尔式的现代语言学出现,语言本身被确立为形而上学意义的对象之后。
语言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在其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必须首先明确其本体论,即自己要面对和处理的对象是什么。索绪尔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奠定了他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地位,这是学界公认的。但下面一点却论者不多——似乎是索绪尔第一次正面提出了关于语言本质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作为语言研究和开创科学的语言学的起点,进而也首次将语言之思指向了语言本体这一方向。索绪尔语言之思所指向的,正是古典形而上学意义的本质,因为索绪尔的langue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属于柏拉图所谓的最高级的原型世界,是原型式的范畴。换言之,索绪尔这个解答是形而上学性质的,属于“理念或形式”,是对如何超越具体、直观的语言,以及超越后应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的总解。Langue也具有巴门尼德所说的“一”的性质。同时,索绪尔提出langue,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的双重语义,即兼具理念(Idea)和形式/范型(Form/pattern)两重意义。“理念”与“形式/范型”合而言之,就是“理式”。所以,索绪尔既强调语言的心理学属性,又强调其结构之维,完美地对应了柏拉图理式的心理之维和本体论之维。
索氏此语言观类似于苏格拉底关于事物的本质与普遍性的观点。而他主张将语言与言语分开的做法则类似于柏拉图关于“相”与具体事物之关系的观点。“语言是形式,不是物质。”12现代语言学要研究语言的“多”中所蕴含的“一”,因而实现了朝形而上学的转向,同时也带动一系列人文科学(譬如文学研究),实现了M.H.格列茨基所说的“从记述—经验研究向抽象—理论研究”的过渡和转变。13后来,乔姆斯基标举普遍语法,直接继承柏拉图与笛卡尔的哲学,也即直接转向了形而上学的视域。如果形而上学是哲学之根,那么自索绪尔开始,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才开始出现并扎根成长。此后,现代语言学虽然在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经历了很多变化,其最关键的概念还是“结构”,这个“结构”所对应的正是古希腊哲学中的“form”。“结构”这一概念将语言研究最终指向了语言的本体及本质。对索绪尔而言,“只有研究符号及其本质……才能准确地从关系上认识语言单位”14。“‘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这句名言就是索绪尔对其基本见解的总结”15。卡西尔认为,现代语言学关键的、革命的一面,就体现在索绪尔坚持把关系和关系的系统放在首位,从而促成了“物体在本体论中占有首要地位的经验主义”让位于“把关系放在首位的理论”的转变。强调关系,就是强调结构,而结构就是“内部各种关系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现实”16。
王寅也认为,索绪尔的“形式”相当于“系统”或“结构”,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有相同之处。17这种论断离真理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索绪尔全力以赴追求的,不是与形而上学“有相同之处”,而恰恰就是要建立语言学的形而上学。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结构都类似柏拉图的“理式”,非常重要,也更加抽象,但尚未得到足够理解和重视的一点是索绪尔语言观的“负性”价值取向。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中,只有差别,没有正面规定的性质”。“语言现象是关系”“符号只能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18。作为语言现象的“言语”,只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峰,语言则是支撑它的冰山,并由它暗示出来……但是(语言)本身从来不露面”19。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与“多”相对的“一”,包括形而上学的其他概念,大多本身都具有“负性(negative)”和“虚构性(fictitious)”。“What we see arises from what is not apparent(吾人之所见起于并非显而易见者)。”20易言之,“形而上学没有自己独立的题材”“逻辑—认识论分析很容易地就能显示,这些形而上学概念本身是基于语言设计的虚构(fictions)”21。所谓“形而上学没有自己独立的题材”与索绪尔的“在语言系统中,只有差别,没有正面规定的性质”何其相似!索绪尔的语言“没有正面规定性”,概念“不能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它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22。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形而上学的“负性”特征,并在方法论上指向彼岸,也与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否定错误答案,进而逼近正面答案的方法高度一致。所以,索绪尔所建立的语言学理论,与传统形而上学具有一致的学理价值取向,它们都遵循这样的假定:正确的、更加根本的,就在明显的、表面的、似是而非者的后面或背面。
但对语言“负性”存在的认知殊非易事,尽管对语言(言语)背后“本身从不露面”的部分的关注,从前苏格拉底的赫拉克利特就开始了。赫拉克利特说:“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23这意味着语言是思想的骨架,logos是语言的骨架,抓住语言才能抓住思想,抓住logos才能抓住语言。赫拉克利特在此也遵循了负性的致思方式,通过否定“我/思想”,而指向“语词”;通过否定“语词”,而指向“logos”;通过超越二者,而达到二者聚在于其中的“一”。但他没有提出要把握语言本身或“语言的本质”,即语言的“负性”之维,语言的“负性”存在这一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问题。到17-18世纪,欧洲语言学家试图通过语言来理解思想本身,以及民族或种族性格。例如,17世纪的保尔·罗瓦雅尔语法,就是把语言看作思想的图片或形象。24但这些都没有正面抓住或直接提出语言的本质,或本质主义(形而上学意义)的“语言”。
真正敏感觉察到语言的普遍性的是索绪尔,他写道:“我不是在空想费解的理论问题,而是在寻求这一学科的真正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武断的、不能确定的。”25他断言:语言学“始终没有搞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可是,不做这起码的工作,任何科学都无法制定出合适的研究方法”26。这说明索绪尔完全清楚,他要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与整个语言学史分道扬镳,从零开始,开天辟地。所以,他是唯一的能够称得上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的人,也是当之无愧的“富于启示性的思想战略家”27。语言研究到索绪尔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本质主义的研究对象,开始突破现象、现象分类以及关于具体语言知识的列举式的话语方式。这种追求和旨趣类似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曾斥责那个针对追问知识的本质问题列举诸知识的学生,他甚至都不允许将这看作通向这个问题答案的暂时的步骤。28苏格拉底的态度说明,形而上学或哲学首先是一种适当的话语方式,而索绪尔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语言学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的实质,是把本质确定为致思的方向和目标。
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这一学术或文化事件,可称之为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是语言学中姗姗来迟的形而上学。2000多年之后,经索绪尔之手,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之花才绽放在语言学的世界里,语言学由此最终得以升格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性质的语言研究,从而终于摆脱了分类学意义上的语言研究的局限。形而上学在哲学世界穷途末路之际,竟然在语言学中东山再起了。
梅洛-庞蒂说:“哲学家首先是那种觉察到自己处于语言之中,自己在说话的人……”29这一论断预设了语言意识及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体论)对于哲学的重要性,所以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就是作为思想战略家的索绪尔为整个思想和文化世界开辟的全新的视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变化及其结果。
阿佩尔认为,20世纪哲学已经完成了从近代的“意识分析”向现代“语言分析”的“语言转向”30,但如果没有现代语言学的出现,以及现代哲学对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模仿,就很难说会不会发生哲学的语言转向。这是因为,第一,不会有转向的目标;第二,不会有切实可行的新的元话语体系(如结构、能指、所指等)及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现代语言学为思想分析提供了非常恰切的基本理念(如结构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等)、概念以及研究方法或“范式”等。所以,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首先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然后才实质性地转向了语言。而且,哲学所转向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索绪尔化了的语言,是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即二者的相向而行,为哲学的语言转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哲学的语言转向,实际上是现代语言学转向形而上学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又反过来对哲学发生影响,以至于社会科学纷纷模仿语言学研究范式。3120世纪,无论英美分析哲学家,还是德、法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32他们所默认的语言,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索绪尔所做的相关的界定。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当胡塞尔要求人们从语言-客体(langue-object)回到言语时,没想到索绪尔是很难的。33索绪尔使“语言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变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典范”34。因而,如果只看到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而没有看到作为其前提条件的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转向,可以说就没有看到哲学历史舞台上20世纪发生的这一伟大事件的全部,更没有看到其根源与实质。
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指出:“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的转换,导致了一场(与后形而上学)同样深刻的变革……甚至批判理论最终也未能摆脱语言学转向。”35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的事实:后形而上学思想已不把语言仅仅视为工具了,而是把语言置于本体的位置。后形而上学思想将语言视为存在的本体的倾向,是基于索绪尔的本体论意义的语言思想之上的。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影响深远,索绪尔的思想体系犹如一颗石子落水,环状的波纹向四面散开,而且范围越来越广。36
当然,索绪尔作为思想战略家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许多哲学史,甚至语言哲学专著,几乎都不给索绪尔应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位置。譬如,徐友渔等的《语言与哲学》虽然承认“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关系极大,他使哲学对语言的注意力转向语言结构自身”“利科认为,结构主义就是直接受了索绪尔的影响”37,但是,书中却没有将索绪尔列为重要的语言哲学家。陈嘉映的《语言哲学》虽然把索绪尔设为专章,并表示“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兴人文学科的创始人”,他对语言哲学以及一般哲学的影响都极为广泛和深刻,但同时,该章又首先表明:“他是语言学家,一般不把他列为哲学家。”38这表明陈嘉映先生是进了两步,却又退了一步。所有这些反过来说明,索绪尔作为哲学家的身份、地位,及其对现代哲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意义尚未真正得到确认。
如前所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开创了以对话、辩难为主的追问法,即提出问题,然后层层否定错误的、不正确的答案,直到沿着语言挖出或接近恰当的“概念或词语”,从而实现了形而上学的第一步。基于老师苏格拉底的实践和经验,柏拉图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彼岸性的理念。所以,形而上学在古希腊诞生的这一过程,首先是一种话语方式得以创立的过程。其次,在此话语方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或世界观。正如内格尔所认为的:“哲学……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语言明确无误地表达那些尚未确定的但可以直觉感到的问题。”39
这个过程的发生,至少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对语言的警觉及其发出的教谕,以及后来哲学对言说的控制、选择和改造。苏格拉底则循此路径开创了思辨式、辩证法式(辩难)的言说方式,于是哲学作为一种话语类型诞生了。这是形而上学从语言出发进入存在的过程。古希腊形而上学虽然基于对语言的自觉而得以建立,但却没来得及对语言自身进行全面的、苏格拉底式的,即形而上学式的追问和思考。罗素就曾明确指出,苏格拉底不懂得分析哲学句法。40无论如何,本体论意义的“语词,即语言”、logos(逻辑),以及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这些问题,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话语中一闪之后,就消失在后来的哲学视野中了。2000多年以后,西方哲学重新回到语言,对语言本身展开形而上学式的追问,以及以之为路径拓展形而上学自身。对这一转向的实质,理查德·罗蒂说:所谓“语言学转折”就是拾起了关于语言的话题……41但是,如我们的分析所显示的,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是“拾起”,而是“重新拾起了”“关于语言的话题”。
换言之,语言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体裁的形成。同时,所有的后形而上学,其实也是“前形而上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回到了形而上学之前,或回到了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之路,正是以苏格拉底对言说的追问开启的,在此意义上说,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是对语言的回归。
“前形而上学”时期,苏格拉底对言说的关注和追问引出了辩证的言说方式,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索绪尔实现了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意义的“语言”的追问(这有别于苏格拉底对“言说”的追问),则导致了语言哲学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的产生。似乎可以说,苏格拉底开启了形而上学的历史,而索绪尔对于西方哲学史则具有双重意义:他同时开启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的后形而上学。语言学的哲学转向,使得语言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使语言对象化,以便在离开语言自身一定距离的位置上观照它,由此,语言获得了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哲学的语言转向或回归,也是形而上学2000多年以后的一次自我省察、自我观照。哲学朝语言学的发展或转向,是一种元哲学层面的自新。
伽达默尔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哲学道路时说,海德格尔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发现,自己走在“语言的路上”。这条“语言之路”使他做好了以新的方式提出存在问题的准备,并最后得出“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论断。42更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不仅发现他自己走在“语言的路上”,同时也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即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也是走在语言的路上,或者至少是从走上语言之路开始的。而他改造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回到原点,改造其话语方式,即“提出存在问题”的方式。他的主张是,不该问什么存在,而应谈论存在本身。海氏之“语言是存在的家”可以说是存在论的语言观。而说存在的场所就是语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就是语言论的存在观。二者是形而上学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最生动的展示——它们是互相定义、融合为一的关系,也是语言学转向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转向语言(学)的两条道路的殊途同归。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体系中,形而上学实现了最为彻底的向语言的回归,也正因如此,才能对形而上学传统实现最为彻底的批评和改造,因为,形而上学最初的诞生,就是通过确立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而实现的。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史上影响巨大。它流行之广、影响之深在语言学史上是罕见的。但索绪尔的影响并非仅限于“语言学史”,“没有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不是这样那样地参考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的43。此类评述虽然没有否认索绪尔对语言学之外其他学科的贡献和影响,但主要还是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学界对于索绪尔在20世纪整个哲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基本鲜有正面的提及。哲学界非常普遍的做法甚至更加彻底——就是根本不提索绪尔。哲学史,甚至语言哲学也不专门谈索绪尔,有的语言哲学著作即便谈,也是欲言又止,大有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
这种态度说明,哲学界还远没有认清索绪尔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站在思想战略高度,为哲学的语言转向,甚至为整个现代、后现代文化提供了理论工具和发展方向的大哲学家。令人叹息的是,甚至语言学界也没有充分认识索绪尔的重要性,譬如王寅(2013)、李葆嘉(2013)44等。前者虽然肯定索绪尔“不但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但却将“索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定位于语言哲学”。45这似乎颠倒了二者的关系——索绪尔1894年在给他的学生梅耶的信中已经明确表示要与旧的语言学断绝,进而开创新的语言学;1907年他就开始讲授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而当弗雷格通过罗素广为人知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初了(罗素在《论指谓》中第一次阐述了他的摹状词理论,并批评了弗雷格,此文首发于1905年)。诚如洪汉鼎所说:“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应当说是分析哲学的直接创始人”,由他们开启的分析哲学的创立“大致在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内”46。由此可见,当索绪尔完成他的体系时,弗雷格,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理论建构才刚刚开始,而且,弗雷格、罗素作为分析哲学家的旨趣与索绪尔思想的内容、广度及形而上的高度与取向相去甚远。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学理旨趣和范围上,都不能说索绪尔的哲学基础在于语言哲学,而只能是相反,索绪尔为语言哲学提供了更为深刻、系统的哲学基础。不是索绪尔的“哲学基础定位于语言哲学”,而是索绪尔的哲学后来“定位了语言哲学”。李葆嘉甚至认为“符号任意性原则……植根于索绪尔的叛逆心理、恃才自傲、首创情结,以及沉湎于通灵者的自造语研究、拉丁诗的专名谜猜测”,把索绪尔评价为“离群索居的探索者”“以牺牲语言现象的完整性为代价,一步步缩小研究视野,将人和语义逐出语言学领域”的人。44王、李二氏之论,尤其是李葆嘉的观点说明,要真正认识索绪尔20世纪以来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影响与地位,仍然来日方长。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本身就是伟大的元话语性质的语言哲学,是哲学。他的本体论意义的语言,他所促成的结构概念,以及他关于能指、所指等的符号学思想,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转向,也使哲学有了“语言”转向的可能。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是从语言学得来的。”47古希腊形而上学出现2000多年之后,语言研究才开创了自己的形而上学,这既是语言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也是哲学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拓展。从这两方面看,索绪尔语言学思想都是独到而深具启发意义的哲学的创造,索绪尔也因而成为为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众多学科指明发展方向、提供基础理论工具、开拓新的广阔发展空间的“思想战略家”。从整体上看,20世纪哲学的语言(语言学)转向,实质上也是索绪尔语言哲学发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结果,而且,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索绪尔影响现代文化整个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整个20世纪及其以后的哲学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先驱。
索绪尔所实现的语言学朝哲学的转向,与20世纪哲学朝语言(语言学)的转向,二者相向而行,形成一种融合。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语言学)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越来越繁复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最先投下的思想的石子。在整个20世纪文化景观的纵深处,是索绪尔思想这一背景和底色,而索绪尔本身又是这景观中日渐模糊的一个背影。
1 巴赫金著,张杰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巴赫金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2(1)理查德·罗蒂著,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的希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3(2)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3)詹姆斯·利奇蒙德著,朱代强,孙善玲译:《神学与形而上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4)洪汉鼎:《诠释学与修辞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5)丁福宁:《语言、存有与形而上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页。
7(6)萨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著,丁三东,张传友,等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8(7)萨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著,丁三东,张传友,等译:《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页。
9(8)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10(9)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11(10)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12(11)丁福宁:《语言存有与形而上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页。
13(12)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14(13)《哲学译丛》编辑部:《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6页。
15(14)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16(15)约翰·斯特罗克著,渠东,等译:《结构主义以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17(16)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18(17)王寅:《语言哲学: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19(18)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2、67、77页。
20(19)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21(20)PAUL VIRILIO,TR.MICHAEL DEGENER,Negative Horizon:An Essay in Dromoscopy,Continuum,2005,136.
22(21)IVAN CHVATI K & ERIKA ABRAMS.EDS.,Jan Patocka and the Heritage of Phenomenology,Springer,2011,72.
23(22)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24(23)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25(24)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26(25)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27(26)J.卡勒著,张景智译:《索绪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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