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们，距离Harris的上一篇文献精读更新，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余。哈哈哈没错，Harris终于又找回了丢失的账号密码（bushi）！感谢大家的陪伴，Harris又开启不定期的文献精读分享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献，是批判话语分析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奶奶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2021年的最新成果（因内容太多不得不分为上下两期分享），以“话语-历史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辅以死亡哲学及社会学的思考，探讨了她对于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死亡恐惧”和政治上的“否认死亡”的深刻理解。话不多说，干货献上！

文献信息

文献名：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during COVID-19

来源期刊：Global Discourse

“死亡恐惧”与“否认死亡”

“危机”一词本身蕴含了消极意味，它常常由媒体和政治舆论渲染夸大，进而催生出恐惧、恐慌、不安与无力感。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在描述危机时阐释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新冠疫情期间的诸多不确定性，引发了人类世界的种种社会危机：死亡威胁、世界观崩塌、失业、隔离、恐怖主义、政治动荡……这一系列危机使人类历经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dread of death）。死亡不再沉默，媒体以如临其境的视频、生动写实的图片、可视化的数据图表使得死亡得以“可见”（visible）。

图｜奥地利正在运送新冠死亡人员的棺材

然而，正如Ernest Becker在《否认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一书中曾提到的那样，人类对于死亡与生俱来的恐惧，让他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否认死亡，以求克服死亡恐惧。在这一点上，奥地利、意大利、美国、巴西、瑞典以及英国政府体现得淋漓精致。（例如：奥地利政府在2020年3月第一周仍然否认其著名旅游胜地Ischgl存在新冠病毒。）直到2020年3月中期，疫情形势愈发严峻之时，大部分欧洲政府才不得不正视问题。

为了说服大众群体遵守防疫规定、及时遏制疫情扩散，政府采取了大量不同模态的危机传播方式。本文分析了2020年3月至6月三个月期间欧洲政界领导重要的演讲、新闻发布会讲话（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匈牙利、瑞典），解构他们在宣布限制性政策措施或使之合法化过程中的使用的一系列话语策略。重点关注他们在缓解“死亡恐惧”、反对“否认死亡”时话语中所使用的四大框架：“宗教框架（religious frame）”、“对话框架（dialogic frame）”、“信任框架（frame emphasizing trust）”、“引战框架（frame of leading a war）”，探究这些框架是如何被顺理成章地合法化的。

危机与恐惧产生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惧，而以动乱不安、碎片化、含糊性和多变性为特点的“流动社会”（liquid society），则充斥着喧嚣、不确定性、冲突、变革，成为了日常生活的特点，疫情期间，这些特点体现得更为显著。外在世界的动乱不安和脆弱不堪，内化为内心世界的恐惧，这便是流动社会衍生出的“流动恐惧”（liquid fear）。

图｜《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著）

话语、框架与合法化

这一节主要介绍“话语-历史法”（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框架、合法化。

01

“话语-历史法”

“话语-历史法”是Ruth Wodak及其维也纳团队在分析欧洲反犹主义语篇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与Fariclough的“辩证-关系分析法”（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aoch）和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并列为当今批判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三大主要研究方法。

Discourse指语篇的话语形式；Historical 指话语的历史维度，需要从两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首先，融合尽可能多的有关话语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历史渊源等信息；其次，追踪特定类型的话语在具体时间段内经历的历时变化。

02

框架

简单来说，对于我们所认知的现实，如果只选择其某一方面并使之在交际文本中凸显，被凸显的这一方面便成为框架。

03

合法化

合法化是由Van Leeuwen和Wodak开创的一种分析框架，即运用话语策略赋予事物合法性的话语实践（Martin-Rojo & van Dijk, 1997: 560），广义来说，凡能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都属于合法化的范畴（van Leeuw en, 2008）。根据该分析框架，合法化基于参引权威、道德与价值评判、赋予事物合理性与正当性、叙事四种方式得以实现：

a. 通过权威实现合法化 (这种合法化通常建立在传统、习俗、法律或者具有权威的说话人基础之上)；

b. 通过道德评判实现合法化 (这种合法化通过道德标准的引述来评判合法化对象) ；

c. 通过说理实现合法化 (这种合法化着重讨论行为的目的和过程, 以及那些在认知上建立的合法化知识) ；

d. 通过叙事实现合法化 (这种合法化借助修辞的力量, 讲述合法化行为得到奖励和不合法化行为得到惩罚的范例)。

参考文献：

Wodak, R.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during 

COVID-19, Global Discourse, 2021: 1-20.

林予婷，苗兴伟. 战争合法化的话语策略——美国总统阿富汗战争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05): 59-60

■ 小结

露丝奶奶的文章内容量都超级大，在具体分析之前都会给出非常详细的研究背景和理论介绍，因此Harris将这篇文献分成上下两期分享。下期将正式进入文章的具体实证分析（COVID-19 and Renationalising Tendencies、Four Frames and Their Legitimation两小节），具体阐释话语中的四种框架是如何被合法化的（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也可以后台私信Harris索要全文文献先睹为快），敬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