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我应Jan和Sjaak的邀请，赴蒂尔堡参加了董洁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形式很有仪式感，穿着学术袍带着学术帽的答辩委员一行人由拿着权杖的带头人领队行进入场。答辩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学术提问完毕，由导师总结学生成长道路，给学生以赞扬。Jan看着答辩席上的董洁，以第二人称娓娓讲述了第一次见到她的细节，以及自己见证的她的成长和成就，对她未来的期望。董洁眼里闪着感动的亮光。听众席上的一些学生后来告诉我，她们都听流泪了。我听了Jan教师视角的学生成长叙事也很感动：这对学生该有多大的支持力、推动力啊！

2009年11月，Jan Blommaert在博士答辩会上

    2010年7月，青海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联合主办了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时我是学会会长，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组织。会议邀请了Jan Blommaert教授做主旨报告。他在与董洁的合作报告中，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的”社会语言学新范式。国内的很多社会语言学者擅长详尽细致的描写，也熟悉Labov“分布的”经典语言变异范式，对于这个新范式有疑问。记得那次会议上，徐大明老师与Jan有热烈的争鸣，也激起了参会的汉、民、外语学者共同的理论探讨兴趣。

2010年7月青海会议上，左起Jan Blommaert、高一虹、董洁

    会后部分会议代表一起游了青海湖，Jan的兴致很高。参观民俗村时，个子高的Jan早早躲到人群后，但还是被村民拉了出来，按当地婚俗扮演新郎，举行婚礼。Jan认真地学习行礼、揭盖头，跳舞时干脆甩掉人字拖光着脚热烈地跳了起来，他的参与把欢乐的气氛带向高潮。

2010年7月，Jan Blommaert在青海参加民俗表演

2010年7月，青海，左起Jan Blommaert、周庆生（社科院民族所）、高一虹、郭熙（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此后我们又有几次直接的学术合作。2011年8月，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我和Jan、Sjaak三人共同组织了一场特邀研讨，题目是Jan建议的：“(Dis)ordered Processes: Globalization, Language, and Identity”。研讨的前半部分侧重宏观的、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政策的多元性、多中心性；后半部分侧重微观的、实证的视角，呈现了身份建构之话语表述的多声性。发言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荷兰、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后我们三人将特邀研讨的内容综述成文，以(Dis)ordered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Policing and voicing language identities为题发表于Language Teaching 45卷4期。

    2011年11月，Jan和我以及Sjaak合作的中文论文“探索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 中国情境的‘移动性’”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发表。这篇文章用Jan提出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概念“移动性”，讨论中国/汉语情境的相关研究课题，是一次宏观理论与本土具体议题相结合的尝试。

    近十年来，北大外院的学生、毕业生，有多位到蒂尔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者，大导师都是Jan。Jan给了他们学术上的指导和学术之外的许多帮助。2020年8月，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还参加了博士生卢英的毕业答辩，该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作为社会语言学者，我感觉Jan兼具“鹰眼”和“虫眼”。“鹰眼”俯瞰大地，视野开阔，敏锐犀利。他绝不满足于材料描写，也不把自己局限在语言学疆界之内，而是综合各人文社科的理论，大格局地解析社会语言问题，不时提出新概念、新观点。“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流动的”与“分布的”社会语言学等概念，引领了社会语言学新潮流。“虫眼”则朝向草根，聚焦微观，以小见大。如诈骗邮件这种人们经常遇到的稀松平常的事，我收到就立马删除了，他却会作为语料收集起来，放到学术著述中掰开揉碎解读，作为例子说明自己提出的新概念“truncated repertoire”。在青海参观寺庙，他在念经的一众僧人中一眼发现开小差看手机的小和尚；在大街上走着，他会注意到路牌中的错误拼写和语码混合。这些民族志虫眼捕捉到的细节，会纳入他理论家鹰眼的蓝图构想之中。

    因此，读他的著作，会感觉既有理论高度又接地气。很多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被他解读后有了新的意义。尽管并不总是赞同他的观点，但总是受到他的启发。他的著作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2010），自出版的十年来一直是我们博士生学术阅读与评价课程的必读书目。其他著作如Discourse (2005)、Ethnography, Super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Landscapes: Chronicles of Complexity(2013)、Durkheim and the Internet: On 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2018），都在读书会上集体读过。他喜爱的社会科学思想家，如P. Bourdieu、E. Goffman、M. Foucault，其著述也在我们的阅读库中。他是如此多产、灵感丰富，假如他的生命能够继续，还能带领我们攀登更多学术高峰，洞察更多有趣的景色！

    2020年12月29日，我给Jan发了新年电邮，也算是告别电邮。当时已经知道他病得很重。我感谢了他：感谢他对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培养，感谢他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感谢他不远千里来中国讲学。也希望他即便走到最后一程，也能有高品质的生活，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尊敬你，爱你。”怕他已看不动电邮，我抄送了Sjaak，也请学生转告。后来得知，他收到了我的信息。仅仅九天后的2021年1月7日，传来了他离世的噩耗！

    我想，Jan一定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带走了不少遗憾。但他也一定回顾了自己生命中完成的那些重要的事，带走了许多欣然。在我看来，他留给社会语言学者的一项宝贵财富，就是“鹰眼”与“虫眼”结合的视野。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