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语法化、语用学等研究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历史语言学研究进入复兴阶段。1985年，Stein提出“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概念并倡导对该领域进行研究。人们意识到，仅用现当代的语料进行语用研究和语用分析远远不够，便将研究目光投向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以期通过参照对比多种类型的历史文献来尽可能地还原语言使用的历史面貌，深化语用模式和语用规律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史语用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成为了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94年，Jucker发文初步探讨了历史语用学的基本框架问题。1995年，Jacob和Jucker主编的《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论文集出版，阐述了历史语用学的概念，并奠定其分支学科的地位。2000年，《历史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以下简称JHP）正式发行，标志着历史语用学趋于成熟。

历史语用学研究范围在不断丰富和演进中。Jucker（1995）在《历史语用学》一书中指出历史语用学包括两大分支：语用语文学（pragmaphilology）和历时语用学（diachronic pragmatics）。语用语文学探讨社会文化语境下历史文本的语用维度，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语用语言现象的一种宏观途径；历时语用学关注同一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结构及交际功能之相互作用（Huang2012）。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分支与概念，2011年，Archer和Culpeper提出该领域的第三条分支——社交语文学（sociophilology）；2012年，Huang提出在历时语用学和语用语文学之间尚存在“历时语用语文学”（diachronic pragmaphilology）概念。

历史语用学在国外学界得到迅猛发展，王雪玉、陈新仁（2013）结合国外历史语用学研究现状，将其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历史语用学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书面语料的适用性和语料库的建构与应用为主要研究议题，如Taavitsainen（1995）、Sell（1999）、Jucker（2006）、Taavitsainen&Jucker（2010）等。第二，对微观语言发展和变化之研究，主要涉及言语行为、语用标记语和特定构式的历史使用、历时演变及演变动因等传统议题，主要研究者有Arnovick（1999）、Traugott（1999）、Rudanko（2004）、Hansen（2005）、Visconti（2005）、Nagy（2010）、King（2010）等。第三、对宏观面子、身份和社交关系以及社交语境重构之研究，以历史文本中的面子、身份和社交关系建构等为主，主要研究者包括Doty（2007）、Culpeper（2011）、Wood（2011）等。

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近五年（2015—2020年）JHP刊登的研究论文（书评除外）进行归纳分析，发现近期国外历史语用学研究在议题、语料、理论等方面呈现以下动态：

其一，利用交换行动结构（exchange-andaction-structure）探究边缘语/外围词（peripheries）的发展历程。Traugott（2016）指出目前有关英语小句结尾语用标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左边缘（left peripheral）”上，并考察语用标记语在小句结尾“右边缘（right peripheral）”位置的兴起与发展情况。Beeching（2016）通过对“Alors”“donc”“then”在右边缘位置发展历程的探究，明确了“then”在英语中的最终定位可能是通过与法语中的“donques”类比后的语用延伸形成的。此外，Chor、Yap and Wong（2016）、Ghezzi and Molinelli（2016）、Higashiizumi（2016）等学者都对边缘语进行了分析。

其二，持续深入研究各种言语行为。Kurzon（2016）认为沉默（silence）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托马斯·莫尔的三次沉默经历来重点分析主题沉默。Williams（2017）重新考虑了讽刺言语行为的表现与功能。沈星辰、陈新仁（2019）通过中古文献《贞观政要》中的402例“进谏”事件，研究“谏（jian）”所代表的“威胁权力行为”，考察该类事件的社会语用属性并分析其程序结构类型，苏杭（2020）对美国英语历史中道歉言语行为个案进行了历时研究。

其三，研究不同语言中的话语标记的表现、功能及演变。Danckaert（2015）认为拉丁语“quidem”不是强调肯定极性的标记，也不是表中立的标记，而是表示“预设的”极性标记（polarity marker）。Davidse、Wolf and linden（2015）重构了“（there/it is/I have）no doubt”的情态和语篇标记语用法的发展历程。此外，Rodríguez（2016）、Lutzky（2019）、Rhee（2020）、Viola（2020）也都对不同的话语标记提出了自身的见解。

其四，从宏观层面介绍历史语用学的发展情况。Taavitsainen and Jucker（2015）介绍了近二十年历史语用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Archer（2017）概述了二十年来语境与历史语用学的情况。Włodarczyk andTaavitsainen（2017）则分析了当前的历史语用学研究现状。Włodarczyk（2017）考察了现代英语晚期文学的历史语用学发展。McLelland（2018）对语用史外语教学手册的意义和价值作了深度挖掘。

其五，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称谓语、礼貌、身份建构等固有议题以及注释与旁注这些新议题。Schiegg（2016）以在现有研究中被忽略的中世纪手稿的旁注部分为主要文本，考察其言语表达效果及对现今人们的影响，提出了旁注的类型学观点并分析了旁注对编辑方法和分析注释的影响。Yamaguchi（2015）以石山英彦的空间语义研究为出发点，探讨了基于指示的人称标记在日本历史上的兴起。Anglemark（2018）用ESDD语料库考察历史戏剧对话中的称谓。Culpeper（2017）考察了1550-1620年意大利礼仪对英国礼貌的影响。Constantinescu（2018）略论近代早期罗马尼亚宫廷外交中的“不礼貌”的作用。Petykó（2017）则重构了8世纪匈牙利巫术审判记录中“女巫”的身份。

国内学者王欣（2002）发表相关介绍性文章后，有王雪玉、陈新仁（2013），张秀松（2017）发表综述性文章。随着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重视，研究外语历史语用学的成果不断出现，有学者对英美称呼语和交际语进行历时分析，如王雪玉（2007）、曲卫国（2008）、范献龙（2011）；有学者从历时角度分析英语礼貌的历时变化问题以及这些变化的含义，如钟茜韵（2016）、曲卫国（2017）、张欢雨（2017）；有学者分析英语言语行为的历时演变，如赵德芳（2002）、刘翠莹（2019）等。

我国对历史语用学的理论研究较少，汉语历史语用学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路径，但诸多学者的探索与历史语用学研究相关。本文梳理汉语语用历史演变研究的成果，以期对构建系统、科学的汉语历史语用学体系有所裨益。

（一） 对汉语称谓语的历史研究

称谓语是人们由于亲属或其他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能够鲜明地表现使用者和被称谓对象的关系。许多学者对个别称谓语或特定范围的称谓语进行了历史研究。

（1）亲属称谓的历史研究

配偶称谓是亲属称谓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关乎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郭艳玲（2008）以先秦至今为时间起止点，考察中国夫妻称谓的历史演变，文章总结我国传统社会中夫妻称谓呈现明显的夫尊妻卑、妻妾称谓有别、等级色彩强烈的特点，而在当代社会中夫妻称谓则体现夫妻平等、多种称谓方式并存的特点。梁丽（2010）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考察封建时代、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社会四个不同阶段配偶称谓语的历时演变。吉凤娥（2006）和蒋荔（2013）也有相关成果。

郭熙（2006）在对汉语父亲称谓系列的多角度调查中发现“父”类称谓是最早使用且一直延续至今的称谓，而口语主流称谓则经历了“爸—爷—爹—爸”的过程，其演变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语言接触、民族接触、人口移动等力量的交锋。李小平、曹瑞芳（2012）系统分析汉语亲属称谓词“姐”在古今书面语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使用情况，认为“姐”表母亲义的用法源自古西北汉语方言。张美兰（2015）考察“兄弟”称谓的历时演变路径。王娟、赵蓓（2018）探讨“儿子”“女儿”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汉语主要方言称谓中的地理分布情况。腾兴建（2020）考察商周时期“公”称谓从亲称到尊称的演变。研究称谓的成果还有庞子朝（1990）、胡士云（2001）、黄国辉（2014）、姚权贵（2016）、王祖霞（2019）等。

（2）职业称谓的历史研究

在职业称谓语方面，以“教师”称谓考察为多。高翔（2007）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追溯教师语义场中“师、老师、先生、师傅、教官、教习、教员、教师”的历时演变情况及发展动因。潘建芬（2016）通过考察近百年体育教师称谓的历史演变，发现体育教师称谓在前期多为不敬的、地位极低的、歧视的、卑微的称呼，这与其职业诞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有关。王娥、扬清（2005），田正平、章小谦（2007）亦对“教师”称谓的历史研究作了探讨。

唐芒果、蔡仲林（2013）在对古代、近代、当代武术职业称谓变迁的研究中，发现当代武术职业称谓等级观念淡化、古代出现的“侠”字消失且体育文化色彩增加。周光明、唐宇（2018）通过探究“记者”与“主笔”“访事人”等职业称谓之间的微妙关系，指出“记者”一词既有本土的文化基因，也携带着日源外来词的色彩。

（3）社交称谓的历史研究

在社交称谓方面，对“小姐”“同志”“先生”等称谓的历史流变考察较多。如谢晴宇（2013）系统论述了称呼语“小姐”在不同时期的指称对象、词义的微妙变化，并着重对改革开放后“小姐”称谓语的隐退和复出的深层社会原因做了详细分析。鲁本芹（2008）和谭华（2016）对“小姐”称谓亦有论述。

孙玉超、师文淑（2012）从历时角度关注“同志”称谓从近代到改革开放以来语义、语用的演变发展。院继恒（2014）认为“同志”称谓的演变折射出中国传统思维及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同志”称谓在20世纪90年代的异化，更显社会对语言影响之大。同时，将目光投向“同志”称谓的历史研究的学者还有许慧（2012），程丽霞、寇芸（2016）。

姜德军、道尔吉（2004）通过探究“先生”称谓在使用上的古今演变，指出“先生”称谓的指称对象从有德识的长者到普通人，呈现通用、泛化的趋势，其使用原则从以身份差距为主的“等差”原则演变为以亲疏程度为主的“情感”原则。卢蓉、侯斌（2020）从“先生”称谓的语用嬗变看出称谓和政治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还有学者对“师傅”“老板”“朋友”等称谓作了历史探讨，如陈慧（2005）、李雪梅（2013）、张典（2017）、梁倩（2019）、樊潇（2020）等。

（4）专书称谓与方言称谓的历史研究

在专书研究上，学者大多集中于对古代及近代称谓的历史研究，蔺佳影（2008）透过《元刊杂剧三十种》总结了在元杂剧中子女对父亲的称谓有父、父亲、爹爹、阿马、爷、阿公、尊君等；女子对丈夫的称谓有女婿、儿夫、男儿、丈夫、大哥、哥哥、郎君、相公等。高晓静（2015）通过《诗经》《左传》《战国策》三部经典文献探究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层的“妻子”称谓变化特点，从“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指出社会结构变迁是促使“妻子”称谓嬗变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学者对清代白话公案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宋人笔记等文本中的汉语称谓进行历史研究，如徐小婷（2009）、许秋华（2013）、王红玉（2014）、谢燕琳（2015）、潘元秀（2019）等。

方言称谓的历史研究主要有白云（2016），姬慧（2016），魏耀章（2017），龚先美、周秀琼（2017），代文倩（2019）等。

（二）对汉语言语行为的历史研究

言语行为（speechact）是语用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但从我们搜索到的研究成果来看，汉语言语行为的历史研究较为缺乏，研究的也都是某个类别的言语行为的历史演变，尚未成体系地研究汉语言语行为的整体演变特点和倾向。

有学者对汉语言语行为演变的历史分期及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李军及其学生以魏晋南北朝至今为研究时间段，根据汉语史等划分时间阶段，从历时角度考察道歉语、招呼语、感谢语、告别语、允诺语、拒绝语、恭维语等汉语言语行为历时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探讨了社会权力和社会距离对各类言语行为的影响情况，成果有陈泳涵（2011）、常凯（2013）、邹琳（2013）、汤敏如（2013）、张艳（2014）、王玺（2015）、阮运（2015）；龙婷（2015）和崔倩倩（2015）则以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汉语言语行为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汉语感谢语和汉语道歉语的历时演变规律及特点。

高增霞（2008）和李海霞（2009）的研究聚焦“谢”的使用和变化，前者关注感谢类动词“谢”“谢谢”“感谢”“致谢”的变化过程，后者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段来观察“谢”的词义及其作为礼貌用语的发展。张爱玲（2016）对汉语中34个致谢词和30个致歉词的历史形成和相关演变进行了考察。

江燕（2019）对125个汉语辞官婉词进行了分析研究，将汉语辞官类委婉语分为涉官职类、涉辞官者类、涉其他类的辞官委婉语，分别从个体流变和总的流变两方面梳理其发展历程，进一步阐释了汉语辞官类委婉语折射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

当代的言语行为变化方面，杨婷（2019）通过对句式、构成及主题三个方面的统计分析，描述了建国前后至20世纪末期初识问候语的历时演变。

有学者专注于专书中的言语行为的历史表现。喻莲（2009）将清代三小说《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作为研究材料，探讨招呼语、告别语、谦敬语、感谢语、致歉语、委婉语、礼貌行为语的特点和到现代礼貌用语的演变，反省汉语礼貌用语的缺失。郭英森、陶一菁（2016）通过分析《儒林外史》《茶馆》《桑树坪纪事》中的招呼语，认为时代变迁、文化时代风气变化以及社会开放程度是影响我国招呼语演变的主要原因。沈星辰（2016）以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语料来源，分析了具有古代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言语行为——“谏诤”在公元前403年到公元649年的历史演变情况，尝试构建适用于谏诤话语的“权势威胁行为”概念和“谏诤话语分析框架”。宋玉龙等（2020）以《左传》为语料，从历史仪式礼貌视角探讨先秦时期特定仪式规程中的建议言语行为——谏政辞，发现“婉言曲谏”和“直言犯谏”方式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可以在同一仪式规程和框架中兼容。

（三）对汉语语用身份及社交关系建构的历史研究

语用身份是特定的社会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与运用，是交际者在发出或理解特定话语或语篇时选择的结果（陈新仁，2013）。我国学者较多关注身份类型、不同身份建构的话语模式与构成、身份建构中体现的人际策略、身份与面子和礼貌的关系等，较少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语用身份进行研究。

从搜索到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基于现代汉语语料的语用身份演变考察，陈新仁（2013）选取《扬子晚报》在1988年、1998年、2008年三个不同时期刊登的广告为语料，对中文印刷广告语篇中语言个人介入成分的历时变化进行了实证考察，显示中文广告语篇存在明显的个人化趋向。王雪玉（2015）基于历史社交语用学视角下的“话语-身份-语境”观，以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广告语篇为例，追踪国内报纸广告中交际者的身份建构及其话语策略的历时变化情况。崔中良、王慧莉（2019）将语用身份扩展为历时语用身份和共时语用身份，指出语用身份的两重维度处于相互依赖和相互塑造的辩证循环之中。

也有学者对古代语用身份演变进行研究，如王怡康（2020）依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古代汉语语料库，从六朝隋唐、五代两宋和元明清民国时期三个阶段考察“我看”，提出“我看”的演变可以归因于人际关系管理理论，其语用身份建构主要与人际功能相对应。

（四）对汉语话语标记语的历史研究

话语标记语（discoursemarkers）是会话分析和语用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它们是一些在话语中起语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不传递命题意义或语义意义，而是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与理解产生影响（冉永平，2000）。

（1）话语标记语的历时变化研究

不少学者对话语标记自身的历时演变作了研究，如李宗江（2014）分析近代汉语评价性语用标记“可+X”和“所+X”，对其向现代主观评价语用标记“X的是”的演变原因作了探讨。孙利萍（2011）认为话语标记“不好意思”最早出现于明代，到了明末清初可以独立使用，“不好意思”的话语标记用法是在现当代产生的。王阳（2019）对层次性篇章标记如“第X”、“其X”、“首先/其次/再次/最后”作了历时梳理。金艳芳（2020）对现代汉语评注性话语标记“X的是”的来源和演变有所论述。

此外，李宗江（2015、2016、2017、2020）对近代汉语的多类语用标记如“总结类”“意外类”“坦言类”“巧合类”“醒悟类”“推论类”“引述类”“释因类”“换言类”“认同类”等进行了分类描写，并讨论了它们向现代演变的问题。

（2）话语标记语的历时演变动因研究

研究者对话语标记演变的动因也给予了极大关注，“语法化”广泛运用于汉语语言变化动因的分析上。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范围为描述语言在形态、句法或篇章层面从形态到功能的变化（刘承宇、胡曼妮，2015）。大部分成果是从语法化角度对汉语话语标记变化动因的个案研究，如张宏国（2014）认为动词“够”和助词“了”从松散结构到组合使用，再到用作话语标记，经历了语法化过程。向明友、杨国萍（2018）从“句法-语用”界面出发，利用语用自主性规律和经济规律解读了双音连词“但是”以及话语标记语“不是我说你”的历时演变。其他研究成果还有“真的”（颜红菊，2006）、“你说”（盛继艳，2013）、“说X（白）了”（孙利萍，2014）、“说不定”（孙利萍，2017）、“说实话”“老实说”（王天佑，2019）等。

还有学者关注汉语构式的语法化过程，荣丽华（2012）探究构式“X不X”语法化的发展动因和形成机制，认为构式“X不X”的对话语体特征、句末位置、确认语义是其语法化动因，认为礼貌机制、重新分析、类推原则是构式“X不X”语法化的形成机制。洪波、董正存（2004）讨论了“非X不可”格式的历时演化和语法化。龙国富（2013）讨论了“越来越……”构式的语法化。相关研究还有“要多A有多A”（汪国胜、杨黎黎、李沛，2015）、警告义“再VP”（刘晨阳，2016）、“V起来”（江洪波，2020）、“X+是”（何佳，2021）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对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有不同看法，有学者强调词汇化在话语标记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董秀芳（2007）。但是词汇化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反驳，李宗江（2010）以“我说”为例，认为宽泛的“词汇化说”并未深刻揭示出话语标记形成的过程与动因。有学者认为话语标记语的历史形成主要与语用化有关。邱述德、孙麒（2011），向明友等（2016），张秀松（2019）对语用化进行了介绍并概述这场争论。

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是指词项或句段在具体语境中获得管理交际或标示人际互动作用的过程（张秀松，2019）。语用化的研究成果有：侯国金（2012）从语用学角度探讨“来”由无标记，经过弱标记、中标记，到强或极强标记的发展过程。王恩旭（2018）考察了话语标记“告诉你”的“句法-语义”环境，认为话语标记“告诉你”是语用化的结果。李洋（2018）对现代汉语中的反预期标记“没成想”的语用化过程及机制进行探讨。金江、侯国金（2018）认为虚化的“他”在一定构式中促使构式语用化。张秀松、张爱玲（2016、2017、2019、2020）把会话程式语的历史形成也看作语用化，先后研究了“好说”“幸会”“阿弥陀佛”“罪过”“惭愧”等向会话程式语演变的语用化过程。历杰（2011、2013）、杜亚鹏（2014）和丁俊（2016）对语用化口头禅进行了探析。

目前的汉语话语标记研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话语标记是词汇化、语法化还是语用化的结果尚未达成共识。

此外，礼貌的历史演变也是汉语语用演变的重要领域。陈雅琼（2012）以顾曰国提出的汉语礼貌理论为框架，分别以实例对礼貌准则的变迁进行了描述，总结出的变化趋势为：从社会角度来看，礼貌的变化比以前更加全球化；从个人角度来看，人际关系、使用场合、称谓框架、个人喜好等都产生了变化。彭国跃（2018）从历史社会语用学的角度对收集的59个汉代礼貌训诂实例进行了整理，为礼貌含义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李宗江（2018）系统描写了近代汉语的礼貌用语，将礼貌用语分为招呼语和互致语两类，招呼语包括问候语和告别语，互致语包括致意语和反馈语，并讨论了其向现代汉语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