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话语能力建设备受关注，已成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更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现有研究聚焦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及总体规划，为面向全球治理各个领域开展精准国际话语传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奠定了学术基础。自十八大以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命题，国家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也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新形势下，ESG话语是构建融通中外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一个关键问题。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概念在2006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正式提出，他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能够秉持一种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和评价标准，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都纳入可持续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日益深入，ESG理念也从企业治理渗透到整个国家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等领域，乃至上升到全球治理层面，ESG话语能力建设现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同时也为学界密切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加速，国家高度重视ESG发展，不仅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美丽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双碳”目标，这些都为推动ESG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视域下，ESG最初指的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绿色低碳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驱动下，ESG已经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竞争和博弈中一个关键的新发展指标体系。现有研究表明ESG话语能够有效提升国家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及话语力。而语言学视角下的ESG话语能力研究源于学界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其核心要义在于探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人类协调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三者的有机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与生态话语研究的目标不谋而合。黄国文和赵蕊华认为生态话语研究不仅局限于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个人、团体等社会责任，力图揭示生态系统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可持续关系。作为一种综合环境、社会和治理3个方面来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评价指标体系，ESG话语研究已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新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语言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发展迅猛，特别是在语言生态观提出之后，生态话语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范式趋于融合、研究方法更为多元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ESG话语研究体系的构建。但相较于国外生态话语研究的学科发展态势，国内相关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ESG话语能力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领域，其话语建构关系着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本文基于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五大要素，探究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研究路径。

一、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构成要素

我们曾将国家话语能力建设从语言规划角度，对其话语类型进行了分类，但尚未对某一特定领域的话语能力构成要素进行探讨。从话语传播视角看，国家话语能力贯穿话语规划、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全过程。基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播过程5W模式，话语能力至少有5个构成要素，分别是话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以及传播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话语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话语传播内容的承载者和表达者，而且还担负着与话语传播对象进行有效沟通的责任。在传播过程中，话语传播主体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将话语传播主体进行分类，如官方和民间、军事和民事、国内和国外等。一直以来，国家话语国际传播主要呈现出以政府和官方媒体为主导的单一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话语国际传播的门槛，使得参与国际传播的话语传播主体愈加多元丰富。

第二，话语传播内容的传播过程就是信息流动的过程。在传播学范畴下，信息必须通过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才能被传播，即寄载于符号之中的信息构成了话语传播内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其中，语言是人类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符号。在实际话语传播研究中，话语传播主体作为话语传播内容的承载者和表达者，两者通常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话语传播渠道是指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及传播对象双方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途径、手段、方式。渠道主要包括大众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人际传播渠道。现代社会传播的显著特点是，大众传媒传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政府有重大信息需告知社会全体成员，可以选择文件传达，也可以进行单位开会层层传达，但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利用大众传播的渠道。当前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话语传播渠道逐渐被新媒体替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大众传播渠道正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传播格局。

第四，话语传播对象主要指话语受众，即所有受传者，可以是读者、听众、观众，也可以是某一主权国家、企业、科研机构，是话语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在话语传播格局中，只有被传播对象选择和接受的话语传播才可以称为有效传播，不适应传播对象的传播等于无效传播。因此，话语传播对象已经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最重要因素。不同于非信息时代，传播对象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话语信息，而是拥有了选择话语信息的主动权。因此，话语传播主体在进行话语传播时应充分了解传播对象的需求。只有这样，话语传播内容才有目的性，话语传播渠道的采用才有针对性，才能实现话语的有效传播。

第五，话语传播效果是指传播主体发出的传播内容经传播渠道传至传播对象而引起传播对象思想、行为等方面的改变，衡量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主要体现为话语传播主体对话语传播对象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一种非强制的作用力。除非是通过法律、政策、军事、外交等手段施加影响，话语传播效果一般是通过传播对象的自我接受来实现。因此，虽然传播效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不同于其他传播要素，传播效果不一定出现。也就是说，传播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

基于上述五大构成要素，我们将ESG话语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领域划分为话语传播主体、话语传播内容、话语传播渠道、话语传播对象以及话语传播效果5个维度展开如下。

（一）ESG话语传播主体

依据话语传播主体层级，将ESG话语传播主体分为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

ESG话语传播主体的宏观层主要包括国家（或地区）及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各国政府等。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ESG问题。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在2000年发布的第一版《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推动了ESG话语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2005年有750家组织根据该《指南》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报告数量占据报告总量的前三名。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ESG话语体系，而我国ESG话语建构相对比较滞后。虽然早在200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便联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做出具体要求。但直到2018年，证监会才最终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目前有关宏观层ESG话语传播主体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国际组织及其他主权国家（地区）。例如，林琳和周桂君通过关注联合国描述、评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揭示了联合国的不同生态观；Partelow等关注了全球非政府环境组织的生态话语实践，发现非政府环境组织在多中心环境治理机构中的迅速扩散。

ESG话语传播主体的中观层主要由企业及机构构成，如中央企业、跨国企业、研究机构等。由于ESG信息披露对投资有一定引导效果，且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自身的ESG话语建构。例如，2006年，高盛发布了ESG研究报告，较早地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整合在一起。随后，国内外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ESG评级体系，如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MSCI）针对全球7500家公司进行ESG评级，是全球领先的ESG评级机构。随着上市公司的ESG信息在国际资本市场愈发受到重视。截至2018年，所有纳入MSCI指数的上市公司都需要接受ESG评级。企业主要依据各大ESG评级体系、国际报告标准等报告体系进行ESG报告编写，进而建构企业自身的ESG话语体系。由于企业的ESG话语建构在市场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失败的ESG对外话语实践将直接影响其企业的国际形象建构，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合作和发展，因此企业格外重视自身的ESG话语建构。作为目前占据比重最大的ESG话语传播主体，企业给研究者带来了丰富的ESG案例及话语资源。目前，国内外学者均聚焦探讨不同企业的生态身份话语建构研究。但与国外学者不同的是，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对中外企业进行对比研究，而本土话语建构意识不足。

ESG话语传播主体的微观层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如政府首脑、企业家、员工等。例如，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发起了以莱昂·沙利文（Leon Sullivan）制定的《沙利文原则》为基础的全球契约，以鼓励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整合到资本市场中。随后，由苹果、亚马逊、沃尔玛等181家美国企业CEO联合发表了《公司宗旨声明》，进一步促进了国际ESG话语建构。目前，微观层ESG话语传播主体主要由企业CEO、各主权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构成。考虑到ESG话语的可及性，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这些微观层话语传播主体正式或非正式书面或口头话语实践。例如，有学者从评价系统的视角针对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演讲进行生态话语分析；也有学者基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CEO任正非针对员工的沟通话语进行话语逻辑分析。国外有学者对来自87家西班牙企业CEO在新冠疫情期间做出的与企业运营和战略决策相关的话语进行情感分析。相对而言，微观层面的传播主体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中国ESG话语传播主体研究目前是以企业为代表的中观层进行较为深入和具体的探索。企业作为目前占据比重最大的ESG话语传播主体，已成为ESG话语传播主体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企业只是ESG话语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传播主体。因此，对于宏观层及微观层ESG话语传播主体也应提起重视。研究者对于宏观层和微观层ESG话语传播主体虽亦有探讨，但宏观层主要对以联合国、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进行具体探索，忽视了对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注；微观层则聚焦在企业及国家领导人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对于其他个体层面如公众、专家等却少有涉及。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影响了公众的话语传播方式和接收方式，对于ESG相关问题的讨论与传播也更加重要。因此，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应加强各层级ESG话语传播主体的研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二）ESG话语传播内容

依据话语传播主体的分类，传播内容同样也可以分为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3个维度。

宏观层主要由国家（或地区）及超国家层面发布的政策法规、协议协定构成。除了前述提到的如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外，各主权国签订的《巴黎协定》《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世界银行制定的《环境和社会标准》等均属于ESG话语传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宏观层ESG话语传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原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境保护法》、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然而，与话语传播主体研究一致，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国际层面，不少学者均关注了各自国家有关环境气候变化的政策话语，以此来揭示本国生态术语建构；汪少华等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成果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认知生态分析，揭示其话语策略及对社会生态发展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主要以官媒发布的环境议题的报道为主要研究内容，较少关注具体政策或报告文本，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从生态话语视角对比探析中国和英国能源白皮书在能源立场、能源政策、能源发展重点等方面的异同，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中观层主要为企业及机构层面如企业红头文件、机构政策文件、非财务报告等。随着监管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愈发重视ESG信息披露并将其纳入企业评估及投资策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披露ESG相关信息，进行ESG话语建构。目前，载有企业ESG话语的报告名称不一而足，例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责任报告等。尽管这些报告名称不同，但都是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非财务信息进行披露，没有本质差别。近年来，以沃尔玛、苹果公司、美国银行等为代表的大型跨国企业开始针对ESG信息披露进行ESG话语建构，发布专门的企业ESG报告。随着企业ESG话语在话语传播研究中的角色不断凸显，针对企业生态行为的话语研究也备受关注。如有国外研究者以丹麦能源企业旾rste为例，揭示了该企业如何通过话语完成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的战略转型；国内有学者结合态度系统和语言生态位理论对中美企业广告话语中态度资源生态性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其异同、成因及影响。企业ESG话语作为彰显企业文化、企业理念及企业运营的重要载体，具有提升企业国际形象的功能。

微观层由个体如超国家组织负责人发言、国家政府领导人讲话、企业家演讲、个人社交媒体推文等组成。如前所述，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首脑、企业CEO等颇具影响力的微观话语传播主体的正式或非正式书面或口头ESG话语实践。例如，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聚焦中美企业致股东信的话语特征对比研究，企业文化以及国家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中美企业针对股东进行话语建构上显现出较大区别。随着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ESG话语传播内容的话语来源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公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ESG话语建构。例如，有学者选取2011年至2020年各年度在雾霾议题上微博影响力排名前三十的大V，通过分析统计其发布的相关内容主题，归纳其立场诉求与话语类型；可以看出，话语传播内容不仅受话语传播主体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话语传播渠道发展的影响。

当前中国研究者对于ESG话语传播内容的关注主要是在中观层，以企业ESG相关报告为重点研究对象。宏观层及微观层ESG话语传播内容研究虽有涉及，但国内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宏观层聚焦于国际层面，较少关注国内ESG话语传播内容。此外，现有国内ESG话语传播内容研究主要以官方发布的环境议题报道为主。而宏观层ESG话语传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出台颁布的ESG相关政策法规、公报报告等却鲜有涉及。这些文本包含了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主张及原则，代表了国家的生态立场，亟需关注。而微观层研究则以关注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官方ESG话语传播主体的书面或口头ESG话语实践为主，仅有个别研究者对公众的ESG相关议题话语实践，且依旧局限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互联网“公众人物”所进行的ESG话语实践。不同类型的ESG话语传播主体所承载的ESG话语传播内容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和价值取向，因而，ESG话语传播内容研究应当从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展开，而非仅仅关注来自“特殊”主体的ESG话语传播内容。

（三）ESG话语传播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负面信息很难被广泛传播，在当下的全媒体时代，话语传播渠道发生颠覆性变化，话语内容处理不当，就可能会无限发酵。虽然我国目前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但长期以来全球超过90%的新闻信息资源都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近70%的海外话语传播对象是通过西方媒体来了解中国的。刘涛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揭示了西方媒体对于我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是纯粹的关注环境这一议题，而是上升为与人权问题并列的外交批评策略及外交修辞策略。受经济、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影响，跨文化语境下的生态话语传播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人为操控”，我国生态形象常被西方媒体扭曲化呈现。有学者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关于中国生态形象及相关话语表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建构的中性与破坏性生态形象比例高于有益性形象。近年来，虽然外媒对我国生态形象的构建有所改善，但是在国际舆论场域之中，失语就要挨骂。正如徐明华等基于Google News新闻聚合平台比较考察国际话语传播中关于中国、印度两国雾霾议题的呈现，印度因其具有西方亲缘性的政治形态在搜索指征上被赋予更多权重，而中国媒体的声音则几乎被掩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企业作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更是ESG话语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全球对于生态问题格外关注，企业越来越重视通过自身网站披露ESG相关信息以塑造企业形象。也就是说，企业ESG话语传播渠道同样依赖于大众传媒渠道。史兴松、单晓晖通过探讨中美金融企业英文网站的企业简介揭示了我国企业在外宣话语上的不足，以及在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程度和ESG相关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邓谊、冯德正对新冠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微信公众号推文进行体裁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为全媒体时代企业如何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话语构建提升企业形象提供了参考和启示。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大众传播视域下中国企业形象的对比研究。中国企业的ESG话语建构已经不仅仅关乎企业形象，更是直接影响着受众对国家形象的公共认知，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密切相关。

然而，我国ESG话语传播渠道研究多局限于媒体报道，研究者主要通过比较中外媒体报道来进行ESG话语能力建设研究。虽然近年来伴随全媒体时代的发展，愈发多元的新媒体传播渠道开始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当前研究也仅仅是对少数传播媒介进行了初步探讨，且关注的多为ESG官方话语传播主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创建的官方话语传播媒介（如官方微博、企业微信公众号等）。对于其他类型的话语传播媒介，如贴吧、论坛、博客、（短）视频平台等，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同时，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化使得普通民众也在我国ESG话语能力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也应对这些非官方ESG话语传播主体的话语传播渠道提起重视，以此来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塑造良好的中国生态形象。

（四）ESG话语传播对象

在传播过程中，话语传播主体、话语传播内容及话语传播对象这三大要素紧密相连，相互呼应。有鉴于此，我们将ESG话语传播对象也分为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参见表1）。

现有ESG话语传播对象研究主要对涉及企业绩效的话语传播对象进行探析。例如有研究依据环保态度和消费行为聚焦3种类别的消费者探讨消费者如何识别企业“漂绿”手段；也有研究对新冠疫情初期淘宝、京东以及亚马逊三大电商平台消费者的评价话语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外电商消费者生态观的异同及潜在原因；再如，有研究者关注在旅游网站Tripadvisor上发布的酒店对于消费者投诉进行的回应，调查了酒店在应对消费者投诉时使用的话语结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将话语传播对象分为宏观、中观及微观3个层面，但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话语传播渠道革新使得话语传播主体与对象二者的界限愈发模糊。

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代表着话语传播渠道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话语传播对象乃至整个传播格局。伴随着话语传播渠道的多元化，话语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其“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当属“网民”的出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1.6%，其中手机网民达10.07亿。在全媒体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舆论场，信息披露的透明化使得话语传播主体必须切实重视潜在的话语传播对象，努力做到精准投放，针对潜在多元的话语传播对象，在话语传播内容和话语传播渠道方面做出多方考虑，以此来达成与传播对象的沟通和传播。

当前，中国ESG话语建构研究对话语传播对象的关注不够，相关研究多聚焦与企业经济效益直接相关的话语传播对象，研究范围较为局限。ESG话语建构必须充分考虑话语传播对象的习惯和需求，不能形成“我说你听”的单向宣传，否则就无法形成有效的ESG话语传播。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ESG话语传播对象研究的重视，拓展研究范围，了解传播对象的需求。这不仅是ESG话语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我国ESG话语建构研究必须直面的挑战。

（五）ESG话语传播效果

ESG话语传播效果是指话语传播主体的目的是否达到传播效果，主要表现为传播对象在接收话语传播内容后产生思想或内容上的改变，传播效果通常在话语能力建设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ESG话语传播效果取决于其话语传播渠道。研究者主要通过关注大众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对话语传播效果进行探析。例如，方格格聚焦中外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报道，探析了中外针对该倡议的情感偏向和态度立场，对其国际传播效果做出了初步判断；戴佳、季成浩围绕微博垃圾焚烧议题揭示了2013年到2017年间相关话语传播主体的竞合演变规律，探索了官方及民间主体的话语特征变迁，双方最终就倡导“垃圾分类”达成有限共识，塑造关于该议题的社会认知；韩晓宁等聚焦新冠疫情期间国内的健康信息传播，考察了政府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多元话语传播主体间就健康议题的议程设置效果。

此外，也有研究者通过关注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的其他ESG话语传播要素展开话语传播效果研究。例如，黄河、杨小涵通过对比分析两种绿色广告诉求对消费者的态度评价进行探查，当广告中使用自然图片对“环境友好”特征进行强调时，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更为积极，更容易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生信任，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话语传播效果；曾秀芹等则关注女性主义广告，探讨了不同议题女性主义广告的传播效果及差异。除了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微观话语传播对象，致股东信作为一种重要的、正式的企业传播媒介，也同样受到很多研究者关注。不少学者通过关注企业CEO致股东信中的话语建构，揭示了话语传播内容与企业声誉之间的显著关联，研究发现致股东信常常被企业管理层用来作企业声誉管理的话语工具。

可以看出，中国ESG话语传播效果研究在研究视角及研究对象上仍较为零散无序，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如前所述，话语传播渠道在ESG话语传播效果中占据较大比重，尤其是在当下全媒体环境下，报刊、电视等传统话语传播媒介与互联网、手机等数字技术融合为新的话语传播媒介，使ESG话语传播的效果更为凸显。研究者更应立足于新媒体下的话语传播语境，拓展不同语境下的多元议题研究，如ESG话语传播渠道的覆盖范围、话语传播的时效性、话语传播对象的参与度等，这将有助于厘清不同视角下的ESG话语传播效果，助力ESG话语能力建设。

作为生态话语研究的新兴领域，以问题为导向的ESG话语日益受到语言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广泛关注，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聚焦的综合研究领域。我们基于上述ESG话语能力建设中的五大构成要素，分别对其研究路径进行探讨。

（一）ESG话语传播主体的话语批判路径

我们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范式是当前研究ESG话语传播主体的主流研究路径，相关研究多关注中观层话语传播主体。根据Fairclough和Wodak的观点，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话语内部语言使用和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例如，戴桂玉、仇娟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中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从及物性过程和态度资源两方面对生态酒店简介的话语特征进行描述，阐释语言、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同样，李小萌以汇丰控股为例，依据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框架考察企业采用怎样的话语策略来传递风险观念，从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Nilsen 和Ellingsen基于批评话语分析范式调查了挪威旅游公司的生态环保意识，尽管大多数公司都将环境问题列入议程，但这些公司在实际商业合作中并没有将环境问题考虑在内，整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环境的漠视态度。此外，也有学者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方法相结合对ESG话语传播主体展开探讨，如Alexander通过分析可口可乐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合作，揭示大型跨国公司如何通过话语进行“漂绿”，探析它们话语中的非生态因素及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数字人文范式的推进，ESG话语传播主体研究将会成为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研究相结合的重要研究领域。

（二）ESG话语传播内容的生态系统路径

在ESG话语传播内容研究中，我们发现研究者多采用积极话语分析范式进行话语研究，基于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Functional Linguistics）是其研究主流。例如，赵蕊华基于及物性系统理论对生态评估报告中话语的语域、语义和词汇语法3个层面进行多层次分析，呈现了话语在构建生态系统中各参与者身份的连贯性；Gong和Liu对联合国发布的生态故事中话语的及物过程分布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人类和非人类在这些物质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呈现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给生态系统带来压力的。2016年，黄国文基于中国语境，提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和谐话语分析概念，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孙莉、杨晓煜结合评价理论对“百篇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品”中的态度资源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揭示了语言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随后，在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指导下，基于黄国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假定（“以人为本”）和3条原则（“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及“制约原则”），赵蕊华和黄国文建构了和谐话语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该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为分析中国语境下的ESG话语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以和谐话语为基础的ESG话语传播内容将为引起更多关注。

（三）ESG话语传播渠道的多元分众路径

当前，ESG话语传播渠道研究多聚焦于媒体报道，研究者主要基于中外媒体报道，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范式进行话语比较研究。例如，Carvalho通过借鉴Fairclough，van Dijk，Wodak等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建立研究框架，比较分析了《卫报》《独立报》和《泰晤士报》3家英国报纸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话语建构策略；Murata基于van Dijk的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英日两国媒体报道中的捕鲸话语在词汇及句法结构选择、修辞手段等话语特征。同时，有些研究者采用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如钱毓芳通过收集《泰晤士报》《卫报》等英国主流报刊2000年以来有关“低碳”（low carbon）经济的报道，自建语料，进行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这些主流报刊中的低碳话语对政府的声音进行着有效地传递，并对公众低碳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亦有学者从积极话语分析范式对ESG话语传播渠道展开研究，如Bednarek和Caple根据评价系统理论对澳大利亚大报《悉尼先驱晨报》环境报道中的语篇及图像进行话语分析，并从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赵蕊华、黄国文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语料库方法，对1997至2018年《人民日报》、新华网及中国环境网等权威媒介发布的国内十大新闻和十大环境新闻进行话语分析，展现了汉语的生态和谐化进程以及我国生态事业的发展特点。面对数智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中国ESG话语传播渠道的分众化、多元化与个性化特征将成为研究的新焦点。

（四）ESG话语传播对象的身份流变路径

如前所述，全媒体时代使得话语传播渠道变得更加多元，话语传播对象的“身份”亦产生变化，互联网平台为研究者提供了了解话语传播对象特点及需求的机会。研究者主要通过将语料库方法与传统话语分析结合，展开ESG话语传播对象研究。例如，Koteyko等聚焦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数据库“气候门”事件后有关气候变化报道下的读者评论，进行词汇特征提取，结合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读者对气候科学的构建在“气候门”事件前后的态度转变；随后，Jaspal等聚焦前序研究的子语料库使用van Dijk的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就“科学”及“科学家”两个与气候科学相关的高频关键词展开更为细致地探讨。邵珊珊、彭俊则通过语料库方法对新冠疫情初期三大电商平台消费者的评论话语进行采集建库及数据处理，进而结合评价理论及情感分析理论对其进行生态话语分析。在传播对象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之下，如何构建中国ESG话语传播对象的精准化和可预测性，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五）ESG话语传播效果的数据挖掘路径

ESG话语传播效果研究下的话语分析主要聚焦大众传播渠道下的话语传播活动。同ESG话语传播对象研究一样，研究者大多采用语料库方法进行语料采集，进而结合传统话语分析对提取的话语特征进行阐释分析。一些学者将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如Kim通过对1998年至2010年间CNN、《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3家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与朝鲜有关的新闻报道进行语料收集，通过对词项、搭配等特征进行提取，结合批评话语分析揭示了报道中有关亲美或反美国家分组对于朝鲜国际关系的影响；O'Mara-Shimek等通过收集2008年环球股灾的媒体报道，自建语料库，基于Charteris-Black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探讨了金融新闻中如何通过隐喻包装信息影响新闻读者对该事件的认知，最终影响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行为。此外，也有研究者将与语料库方法与积极话语分析相结合，如曹进、刘贵阳对腾讯体育中所有的NBA战报类新闻标题进行建库，基于及物性系统理论对新闻标题中的暴力话语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探究讨论了其对话语传播对象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中国ESG话语传播效果将是未来研究方法亟待突破的重要维度之一，话语传播效果的大数据挖掘、分析与动态数据库建设值得关注。

结    语

当前，尽管国际ESG指标体系相对完善、成熟，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在评价指标的设置上缺少区域化设置，其评价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特性。随着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双碳”目标的明确，服务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研究将日益重要。对于中国ESG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和评价应考虑到本土化特点，这也对中国语境下的ESG本土话语能力建设提出要求和挑战。探究我国ESG话语能力建设中的基本问题和研究路径，可以拓展我国生态话语的研究维度，推动生态话语的理论创新，对于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聚焦国家话语能力五大构成要素，探讨我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5个基本问题领域。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刚刚起步，现有ESG话语还主要是通过国家发布的宏观政策及官方发言来引导，政策的完善程度及对ESG话语建构的重视程度相较于国际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全媒体时代下的ESG话语传播正日益引起关注，基于话语传播主体、话语传播内容、话语传播渠道、话语传播对象及话语传播效果五大问题领域，提升符合中国语境的ESG话语能力，是当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与课题。在研究路径探索方面，ESG话语研究主要以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两大研究范式为主。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语料库与传统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生态话语研究范式刚刚起步，将二者有机融合，拓展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话语分析研究新范式，是今后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重要研究新途径。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推动ESG话语能力建设时必须在借鉴国际ESG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兼顾实现我国的宏观战略目标及政策取向，注入鲜明的本土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