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景行  精严淹博1

——为纪念刘君惠先生逝世十年而作

刘君惠先生小传

先生名道龢，字君惠，号佩蘅，以字行。四川成都人。1912年10月27日（壬子年庚戌月丙子日，农历九月十八日）生。

先生1937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至1941年任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教员，1941年至1947年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授，1948年至1949年任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南林文法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代院长，1949年以后任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先生曾从蜀中鸿儒赵少咸先生问学，早年受章炳麟学术思想影响甚巨，对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均有研究。新中国建立前，先生在金陵大学文学院主编的《斯文》月刊及金陵大学文学研究会会刊上发表有关我国历史文献的论文，同期主讲训诂学和诸子专书研究，撰有《诸子学导论》，编辑《训诂学名著选编》，著有《方言疏证续补》等；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刊发表《龙山十二论》，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先生精力聚于汉语、汉语学和汉语学史。在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先后讲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为研究生主讲训诂学；1955年由四川师范学院印行教材《古汉语》与《古汉语参考资料》，1980年撰成《训诂学略例》，于1984年由成都中医学院印行，参编《汉语大字典》并担任编委，撰写《庄子字义疏证》。先生一生发表过很多重要论文，影响深远者如《论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释例》 《论王念孙方言疏证补》《读黄侃论学杂著》《诗豳风七月新探——兼论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是尊重古训，还是墨守古训》等。

先生1999年10月31日辞世，享年88岁。

先生治学之座右铭曰：审名实、重佐证、守规律、戒妄牵、断情感、汰华辞。1986年夏，先生缀朱熹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为联，颂祝张永言先生寿，其题记曰：“永言同志穷研故训，博综文史，新知培养，旧学商量，探索愈深，涉猎益广，征九服之异言，考六代之绝语，辨章风谣，曲通万殊，烛照之匠，自成一家矣。”此言先生亦足当之。

先生擅书法、精音律、谙熟医书，作诗填词则终生不辍。

先生为人儒雅方正、温柔敦厚，可谓高山景行；先生治学博古通今、中西融通，堪称精严淹博。

一、初识先生

1983年10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扬州召开“纪念段王学术讨论会”，这是继武汉（1981）、苏州（1982）之后中国训诂学界的第三次盛会，大家云集，盛况空前。我有幸与会并参与会务，在这次研讨会期间第一次见到了先生，并从此与先生结下终身师生之缘。

研讨会在扬州第一招待所召开，大多数与会代表也都住在那里，胡厚宣、殷孟伦、周祖谟和君惠先生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则住在招待所对面的珍园。珍园是扬州古老的名园，先生下榻在园内深处幽静宜人的一个套房内。记得那是一天晚饭后，我随训诂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扬州师范学院赵航教授去拜望先生。先生身着中山套装，脚登圆口布鞋，朝后梳理的乌发一丝不苟，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那晚赵航教授和先生谈到了训诂学的历史和现状，谈到了扬州学派与段玉裁和二王，谈到了赵航教授正在研究的课题。先生知识渊博、思路缜密，论及前修先贤肃然起敬，谈及研究现状忧心忡忡；先生虽年逾古稀，但神采奕奕，川腔通语，娓娓道来；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侍坐在侧，先生总是深入而浅出之，并不时面对我作些补充性解释，灼见真知，明白晓畅。其时我已有意报考研究生，但还没有最终选定报考哪位先生，此时暗下决心：君惠先生就是我要投考的导师！

会后我把报考君惠先生研究生的想法告诉赵航教授，他旋即致信举荐，先生1984年元月9日复信赵航教授表示欢迎，并有话转达于我，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需要读些什么书，第二层意思是告诉我学习的原则：“复习书目，殊难悉举，举其要者，亦即高名凯、叶蜚声、王力、胡裕树及黄伯荣数家之书，熟读深思，自然有得，便可裕如也。”“读常见书，练基本功，不必旁骛也。”“读常见书，练基本功”，这句话对于希望走上学问之路的年轻人至为重要，我常常用先生这句话回复咨询考研的学生，因为先生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是真理！

由于时间仓促，1984年应试时外语得分距线太远，结果名落孙山。此后一年按照先生的教导静心读书备考，1985年度报名后我把已经刊发的14篇大小文章，包括在《中国语文》上刊发的小文，给先生复印邮寄过去，先生很高兴；1985年初试，我的政治和专业课考得都非常优秀，但是外语还是没有过线。先生为此亲自到学校、四川省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破格给我面试机会，当最终获准的消息确认后，先生于1985年4月5日驰书赵航教授云：“请转告华君，准备复试，预计月内即可发出通知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先生的切实帮助和提携，就没有我之后的学术之路，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明确告诉我，这是给我的最后一次报考机会。我的学术和学术之路，是先生奠定的，我永远感激敬爱的先生！

二、承学师门

1985年秋天，我如愿忝列先生门墙，在四川师大的三年以及毕业后到扬州工作的十年，我一直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习、研究。

我曾计划研习高邮二王，而最后决定专攻扬雄《方言》，则是接受了先生的意见。自汉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历代学者并没有像对待《尔雅》《说文》那样重视《方言》，所传版本舛误很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为单薄，《方言》的整理和研究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困难很多也很大，而对我来讲，这种专题系统研究则是全新的。所以大到版本流传、前人研究的评价、今天研究的路径，小到如何收集材料、整理资料，先生都给我以具体指导；我的读书心得、小论文、阶段成果，先生都细致审阅、亲笔批改，甚至查好资料抄在卡片上带给我。

先生还给我引见了很多著名专家学者，并使我有幸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老一辈学者如周祖谟、萧璋、姜亮夫、蒋礼鸿、李运益等先生，当时的中年学者如张永言、赵振铎、王宁、许嘉璐、郭在贻等先生，到这些先生府上求教时我都带有先生的亲笔信。先生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不仅要把你带进学术，还要把你带入学术界。先生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我从1986年初开始梳理历代研究成果，特别是清代成果，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做了一百多万字的卡片，装了满满两只纸箱，并在其后数年内陆续完成了郭璞、戴震、王念孙、卢文弨、刘台拱、钱绎、周祖谟等人的专书专论，其中钱绎论成为硕士论文，君惠先生领衔著述的《扬雄方言研究》一书第三编就是我上述成果的概述，而各篇专论则收入了1991年出版的论文集《潜斋语文丛稿》中。

1988年夏季毕业离开成都直到1998年暑假之前的十年间，我在扬州的研究继续在先生指导下进行，主要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汇校汇证的计划都曾经得到先生的指教。历代主要注家研究的完成以《〈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于1992年发表为标志，此后主要致力于更广范围的材料搜集，同时针对周祖谟《方言校笺》做补正工作，并着手汇校汇证的具体准备，《方言》的整理与研究在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间隙坚韧地继续着。

1990年仲夏，我应约返回狮子山参加《扬雄方言研究》一书定稿，先生得知我的《潜斋语文丛稿》编成，欣然题签，年底读到拙著校样后援笔赐序，字里行间洋溢着鼓励奖掖之情。在这次会间，我还带去了一份训诂学文选的编写计划，先生详细审改了我的选目和体例，至今遗憾的是，《中国历代训诂学文选》于1984年出版前屈从出版社压缩篇幅的要求而删去了先生希望入选的个别文章，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补救。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后来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周秦汉晋时期资料的爬梳、研究，基于这一研究而于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在2003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更可告慰先生的是,《方言》校释汇证的工作于2005年脱稿，一百万字，成果《扬雄方言校释汇证》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经由王宁先生和鲁国尧先生推荐，被评为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

三、关于反训

训诂学上的反训，是我学习、研究古汉语关注的第一个题目。徐世荣先生在1980年第四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反训探原》一文，读了之后有疑问，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扬州师院王善业教授的指导下，我带着问题选择《诗经》作穷尽研究，1981年年初写成一篇长文，为了便于发表，分解为两篇，一篇题 《读〈反训探原〉》，直接就徐世荣先生文章中的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讨论，一篇题《〈诗经〉反训词拾零》。

其后几年，刊物上又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章，一方面因为自己学外语，准备考研，精力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在认识上没有深化，暂时还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厘清一些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介入讨论。狮子山上先生的精辟见解使我豁然开朗，我随即展开后续研究，陆续发表了《五十年来反训研究情况综述》《反训研究三题》和《继承和借鉴都要实事求是——读〈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三篇文章。

《反训研究三题》发表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上，该文表达了我关于反训问题最核心的意见。文章中阐述的三个观点是：“反训词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反训词的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反训不是一种研究方法”。文章发表后，遵先生之命寄呈郭在贻先生指正，郭先生1986年7月22日复信道：“惠赠大作，顷已奉到。捧读一过，无任钦佩！近年来对反训现象之研究，观点极为混乱，其弊在好异求奇，乃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大作明晰透辟，有摧陷廓清之功，殊可嘉许。”这篇受到郭先生充分肯定的文章，观点主要来自先生。1985年11月20日陪侍先生，就反训问题谈自己的困惑并请教先生。先生说：我在给 1979级研究生讲课时就指出，反训不是一种训诂方法，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训诂方法，就掩盖了“反正同词”或“反正同源”现象的实质。先生对我再次强调指出：反训不是一个训诂方法，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

《语文导报》1985年7、8两期上发表了蒋绍愚先生题为《从“反训”看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文章，该文正面阐述的主要观点我们都很赞成，但是我们对蒋先生把以往反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古代的训诂学家”、把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都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感到难以接受，并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到历史科学研究中继承和借鉴的问题，即继承和借鉴到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的问题？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上发表了《继承和借鉴都要实事求是》一文， 针对蒋先生的文章发表了我们的不同意见。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也是来自先生。1985年11月28日陪侍先生时，向先生介绍了蒋先生的文章和我的困惑，先生说：以往反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确实值得检讨；但是不能把反训研究中的存在问题一股脑儿都算在传统训诂学的帐上，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是什么都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果不这样看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先生认为需要撰文辨正，这是重要问题，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问题。

四、《说文》研究

在扬州师院读本科期间，我在王善业教授和赵航教授指导下读过一些书，花功夫最多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记得《说文》段注是同学帮我从一位中学退休教师那里借到的，丛书集成本，每次只借给我两册，还回去才会借给我下面两册，因为太喜欢这部书了，怕以后借不着就动手抄录，当段注影印本在上海出版时，全书即将抄完。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原始”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训练一直惠及我此后的学术研究。

在读段注的过程中，我曾经思考过一些问题，一来是因为这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很难贯通，二来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读过几部经典原著，所以没有敢于下笔。来到狮子山不久，我把读段注的情况和一些思考跟先生谈了，先生支持我先做关于“一曰”条例的分析工作，先生说：这样切入口小，便于把握，而且做这样的小题目研究也有助于深入学习段注。当我准备撰写文章时，看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上发表了张志德《〈说文〉用“一曰”的体例和作用》一文， 不过由于自己下了功夫，细读张文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所下断语有与《说文》不尽符合者，概括义例尚有遗漏者，审例偶有粗疏或引例有与纲目不安者，等等，因此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85年11月撰成《〈说文〉“一曰”义例试说》，后来发表在《内蒙古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上。这是我到先生门下写成的第一篇论文。

《说文解字》里有“某与某同意”这样一个术语，徐锴已经注意到了，段玉裁、王筠也都讲过，但是清朝以降就没有人再去深究它了，我自己读《说文》读段注时也没有过多关注它。1986年11月13日陪侍先生，先生认为《说文》中这一现象值得深究。先生说：“某与某同意”的“意”不是指词义相同，与《叙》中解释六书所说的“同意相受”之“意”也不同，这个术语应该是指某字与某字造字的构思方法相同，前人所说都没有切中肯綮，今人也都忽略了这个条例。我随后邀同门曾晓云一起做这个题目，我们先把《说文》中的例子穷尽搜集，然后把《说文》解释语和《叙》中所出现的“意”全部找出，接着进行分类研究，结果有了重要发现：第一个发现是，《说文》中实际存在着三个意义不一样的“意”，即“同意相受”、“意内而言外”和“某与某同意”。“同意相受”的“意”是指转注字之间相同的意义；“意内而言外”的“意”相对于“言”而言，是指文字的内容；“某与某同意”的“意”是指创制文字的意图。第二个发现是，“六书”和“某与某同意”虽然都是讲文字构造，但前者是后人对构造方式的总结，后者则是许慎探索文字创制思维规律的概括。第三个发现是，上述解释不仅能够全部适用于所有例子，而且弥补了我们对许慎文字学思想认识的缺环，即补充了“文字创制规律”，此规律和“文字结构规律”、“文字运用规律”一起构成许慎文字学三定律。1987 年5月，研究成果由我最后写定成《“某与某同意”与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一文，1988年先后发表在内刊《渝州大学学报》和公开刊物《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

五、《笺疏》研究

1985年寒假开始思考学位论文选题。我想过系统讨论反训，但是担心这个题目没有后续研究空间；我想过研究《说文》段注，尤其是段注的义例阐发，但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我也想过从训诂学的角度研究高邮二王，但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春节后返回成都途经南京拜访徐复先生，徐先生鼓励我做《广雅疏证》。1986 年3月4日到府上给先生拜年，向先生汇报了自己选题的思考和徐复先生的建议。先生沉思良久，给了我指导意见，这一意见影响了我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

 先生指导说：好选题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价值，二是要适合自己，三是要能有后续发展。你的思考和徐复先生的建议都符合这三个条件，但是对你来讲，这三个条件的满足还不是最为充分。建议你做钱绎的《方言笺疏》，今后可以由此展开对扬雄《方言》的整理与研究。在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几部语言学著作中，《方言》最具语言学性质，而后人对它的研究最为薄弱，因此发展空间最大；在研究中把《笺疏》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进行比较，会有重要收获；过去对《笺疏》评价过高，实际情形是，钱氏讲对了的多数是抄自王念孙，不用王氏的观点材料时就往往会出错。可以先读戴震的《方言疏证》，因为戴氏在书中已经一一指明了《广雅》本自《方言》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把王氏的材料找出来，再去审查钱氏的《笺疏》，有余力则可以把审查的范围扩大到乾嘉时期的训诂名著。

先生给我明确了选题，指出这一选题的价值和未来发展，同时还指导了研究方法以及具体操作路径，我至今一直在这一最重要的指导意见下从事研究。此后近两年，我的主要精力聚于《笺疏》。我的研究分为五个主要步骤：第一步读戴氏书，摘出为《广雅》所本的条目，然后读《广雅疏证》和《笺疏》中对应的内容，做成对比卡片；第二步编制《尔雅》《方言》《说文》《广雅》被释字索引，把清代研究上述著作的权威疏证本纳入其中；第三步全面阅读《笺疏》，从校勘、疏解的各个层面，对照前人研究成果逐条审核，并用今天的学术眼光进行鉴别；第四步分类综合材料，逐类分析研究，提炼观点；第五步结构全文提纲，撰写论文。对一个硕士生来说，这一课题的工作量很大，光是卡片资料就做了一百多万字。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有紧张状态的快乐，有生活充实的快乐，更有大大小小发现不断出现的快乐。

先生的指导贯穿于我的研究和撰写硕士论文的全过程。

当材料搜集基本完成而进入分析研究阶段时，先生多次把材料和启发性的话写在稿纸上带给我。比如：“《方言》‘逞、苦、了，快也’，钱疏：‘苦为快急之快。’《广雅》‘苦，快也’下，王念孙有疏证，钱即袭用王说，试评其得失。”比如：“《方言》‘揄铺、帗缕、叶褕，毳也’，郭注：‘皆谓物之扞蔽也。’王说‘扞蔽’当作‘行敝’，钱疏以‘毳’为兽细毛；又不用王说，仍以‘扞蔽’索解。试论之。”先生还把自己撰写的文章及时给我参考，其中提交给四川省语言学会1987年年会的文章《方言笺记》就给我很多启发。

当分析研究基本结束而进入构思写作阶段时，先生又于1987年暑期介绍我访问了很多学者，先生在给各位学者的信中总有这样一句话：“华生劬学多才，思精力果，伏望推爱，进而教之。”每当我翻阅当年复印留存的这些信件时，就能感受到先生的挚诚关爱，就被先生的提携之情深深感动。在看过我的论文开题纲要之后， 先生于1987年9月10日再次指导说：评价钱疏需要把握好三点，一是如何看待钱疏的详赡。材料观点的来源是实质，详赡只是表面现象。二是如何看待使用前人的观点材料。要考察有没有自己的剪裁，淹博而失之繁芜则不可取。三是如何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审视。评价前人的学术工作，要能从纵横两个维度去观察，要平心静气，要公允。

六、《方言》注家

做钱绎《方言笺疏》的历史评论，核心材料必然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历代注家，一个方面是《方言》本体。前代注家的成果是评价《笺疏》贡献的依据，后代注家的成果是讨论《笺疏》舛误的参照，因此完成《笺疏》的学术史评论，历代注家的成果需要全面梳理；不管是《笺疏》，还是历代注家，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扬雄《方言》，因此一切有助于《方言》研究的文献材料都应该加以搜集，并对《方言》本体展开新的研究。1986年9月16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宏大科研规划，1987年3月23日到先生府上问学时汇报了这一规划，先生十分赞赏，希望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

历代《方言》注家研究成为《笺疏》研究开始之后首先考虑的课题，我列出了郭璞、戴震、王念孙、卢文弨、刘台拱、钱绎、周祖谟等作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当年10月完成硕士论文《笺疏》论稿，正好赶上先生主持的《扬雄方言研究》获准列入四川省社科规划，先生邀我负责第三部分“《方言》注家研究”，于是历代注家研究直接在先生指导下展开。1987年12月《论钱绎〈方言笺疏〉》定稿，1988年4月《论王念孙的〈方言〉研究》、 《〈方言〉郭璞〈注〉条例述补》脱稿，1988年5月《论郭璞〈方言注〉》完成。毕业后到扬州工作的第一年在外地教学，注家研究被迫中断。1989年6月《论戴震的〈方言疏证〉》撰就，1989年9月《论卢文弨〈重校方言〉》完稿、1989年 11月《刘台拱〈方言补校〉论略》写成，两稿1990年3月改定，1990年4月《周祖谟〈方言校笺〉浅探》杀青。至此，计划中的注家专论全部完成，凡16万余字，随后根据先生之前明确的课题要求，压缩成7万多字的书稿。2我没有能够参加1991年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活动，很是遗憾，因此利用上述研究基础撰成了《〈方言〉研究的历史鸟瞰》一文为先生祝寿，发表在1992年出版的《学人》学术集刊上。

毕业后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注家研究任务并撰成书稿，完全是因为有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先生得知我将到外地承担教学任务而心有焦虑的情况后，1988年8月26 日来信劝慰曰：“足下承担教学任务綦重，校外奔驰尤劳，张横渠所谓‘玉汝于成’者，足下当欣然顺受之。常熟、高邮皆胜地，教泽宏敷，江山多助，足下宜乐此无疲也。著述之事亦当不废……但望颐节耳。”“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吾辈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业，我属望于足下者至殷且切。”1989年10 月20日致书先生，求教注家研究书稿具体要求，先生于11月1日复信曰：“我辈数人研治《方言》，自辟新途，庶几如顾宁人所叹采铜于山者异于揽废铁以充铸者矣。足下所撰《方言》注家有扬榷、有抽绎、有订正，可为治《方言》者启辟门径，左右采获，方面广而功用宏，甚可喜也。字数稍多，可以恰当压缩，明年相晤时再从容商榷何如？”并再次给我鼓励曰：“吾辈一室之中，千秋之业无穷，末契惟托之足下矣。”除周祖谟一家，其他六家专论完稿后于1990年4月初寄奉先生，先生于当月15日复信曰：“《方言》注家述评已完成六家，愚以为大体既得，周祖谟笺疏可以存而不论。”“扬雄《方言》为悬日月不刊之奇书，我辈坐一堂而共议，探本穷源，左采右获，其乐无穷也。”

七、先生论学

先生学问根底深厚，且研治方面广而见解深湛，更能参透古今、融通中西。已经见之于刊行文字者，读者自可一一覆按，而我在问学先生和与先生的文字交往中，先生所表述的观点却未能彰显于世，均为吉光片羽、真知灼见，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会服膺其视野之宏阔和烛照之深邃。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公布这些论述，并认为今天也是恰当的时机。下面简单分类辑录，希望能够有助于对先生进行研究的人，也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关于外来词研究

先生认为在训诂研究中，外来词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1986年10月16日陪侍先生，先生说道：外来词的研究是训诂学的一个薄弱环节，段注在这方面的探索值得重视，段注中常用“异语”来指别。由此我才领悟到先生《训诂学略例》第二编专列一章讨论“训诂与外来词”的深意。该章分三节，分别讨论“语言中的外来成分”、“汉语里的外来词”、“研究外来词是训诂学的新任务”，内容虽然简略，但发凡起例之功巨矣。

（二）关于汉语研究方法

先生主张结合文化史研究汉语，并呼吁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

1987年11月26日就汉语以及汉语学史的研究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请教先生，先生论曰：汉语研究的特点是和汉语本身的人文特点相适应的，即应结合文化史研究汉语。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语言学史，一般是遵循着两条路，或称两种框架，其一是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其二是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从西方引进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前者由于缺乏完备的理论体系，靠它自然无法从理论上完全解决中国语言学的问题；后者由于是舶来品，而这些舶来的东西并不完全适合于汉语的实际，难免牵强附会，不得真谛。可见，它们都无法承担总结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史的任务。汉语的人文性，汉语言学史的文化学方法，呼唤当代学者重新从文化史的视角审视观照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史。章太炎的《文始》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此作为代表，总结前人汉语研究的文化学方法。

   （三）关于汉语研究现状

先生对新时代的语言学寄寓厚望。1988年8月26日来信曰：“新的时代应当有新的理论高度，汉语科学研究应该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

先生最为忧心的是语言研究不重视民族性，而一味“委心远西”。

1988年11月14日复信评我关于语言研究现状之言论曰：“来书论当代语言科学，深中时敝，‘西方中心论’流毒深矣，足下能著论廓清之否？”

1991年1月序拙著《潜斋语文丛稿》曰：“予尝谓学术无国界，学者应知己知彼，不可因仍旧贯，蔽所希闻，然亦不可一切仪型西方。章太炎有言：‘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仪型中国也。’（《国故论衡·原学》）语言文字为民族特征之本质要素，语言文字之学，自有其特殊的民族风格、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世有委心远西，以欧洲模式为师者，怪旧艺而逞空谈，游心窜句于结构形式有无同异之间，以汉语、汉语学和汉语学史之研究，一切纳入欧洲模式，锢天下之智能于无用者，不亦诡乎。”

1994年12月2日复信曰：“来信论及汉语科学现状，此有识者所同忧，‘高处不胜寒’，奈何，奈何。语言学是领先的科学。但愿语言学家高瞻远瞩，鼓足理论勇气，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狠狠批判汉语科学中的欧洲模式论、西方中心论，以振兴汉语科学，此吾辈之责也。我曾以遁世无闷相励，此从吾辈进德修业立言，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息邪说拒诐行，则吾辈责无旁贷。”

 1995年10月30日来信曰：“近来深感于当今不少学人倾心实用而忽视基础，忽视理论研究，其后果使人心忧。许多人大声呼喊：宏扬民族优秀文化。民族文化最根本之载体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历史。近百年来，我们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历史受侮不少矣，这将使我们跨世纪之英才食其苦果，这将使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趋于衰落。遥想足下亦同此忧也。”

   （四）关于治学精神和态度

先生治学深造自得，强调精严。

先生平生著述丰赡，但很多从未刊行，我在给先生的信中建议先生系统整理出版，以嘉惠学林。1988年11月14日先生复信述其为学曰：“顾炎武谓著述之业，当‘采铜于山’。仆服其远识。平生为学，亦多深造自得之境，然未敢自以为是。昔日之得不足自矜，故随手散弃者如雨珠落大海矣。吾弟督策之意甚厚，今后当计日收拾之。”

1990年初应朋友之约，我从已经发表和刚撰就而没有发表的文章中自编成论文集《潜斋语文丛稿》，请先生审核并题签赐序。1990年4月15日先生复信强调收录宜严曰：“尊著将刊专集，甚喜甚喜，惟入录宜严耳！足下潜心学术，力果思精，十年一集，自为目录，以矜慎自持为要，当异于今之以摦落为大雅者矣。”

先生治学宽厚待人，讲究策略。

1986年6月，我读完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择录出书中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较多的是反训问题，写成札记，准备寄给郭先生请教，先生以为不妥。7月 9日又从城中老宅给我来信，曰：“今年学报（按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出了你的《反训研究三题》，我建议你给郭寄去，正可以从一个侧面表述你对反训词的看法。”

因为我的宏观研究计划是，做完注家研究之后转入《方言》校证，所以所论注家并没有止于清代，周祖谟《方言校笺》自然也纳入了研究讨论范围。1990年6月28日先生来信曰：“评《方言校笺》一篇，鄙意以割爱为宜……名山之业，每俟盖棺而后论定，固当静以处之耳。”

八、先生境界

我初识先生时，先生已经年逾古稀，虽然清臞羸弱，但是精神矍铄。1988年以后，先生的身体日渐衰弱，精神亦大不如前，但先生自强不息、乐观面对，耄耋高年关切的都是学术和社会，并时时督促我的学业，其情殷殷，感我至深。
 

1988年暑期先生大病一场。8月26日来信提出“汉语科学研究应该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这一期望时，先生大病初愈。信曰：“我自宜宾归来，以伏热感寒，遂致大病。顷始稍瘥。……今晨小坐，始觉神志清爽，因读来书，伏读数过，乃振笔作复，知足下望我久矣。”信中透露，此前还带病参加过外事活动：“前日 （八月廿二日），日本汉诗学会访华团来成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邀我代表四川诗词学会接待，在杜甫草堂开中日诗艺交流座谈会，我带病出席，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又被迫在会上即席赋诗。日方会长柳田圣山与我恳谈，并赠新著《禅宗与日本文化》，诗人而深研哲学，亦足以发吾辈之深思也。”

1991年春天先生曾经病重住院。先生7月14日来信曰：“今岁春间，受寒卧病即住进草堂疗养院，四月迄今，病室寂处，如退院僧矣。此次病情颇猛，诊断为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和阻塞性肺气肿，现在双肺底仍有湿鸣，心脏主动脉硬化，功能不全。经向主任医生再三请求，始于前日暂时离院。”先生信中嘱咐的事情是，让我和赵航教授读过先生撰写的《扬雄方言研究》一书“序论”提出意见。

1992年春天先生再次重病住院。先生趁友人来扬州，托其带来5月5日书信曰：“今年二月，又以心脏病住草堂，顷始出院，在家疗治。病因是风寒引发支气管炎、肺气肿，并发冠心病。带病可以延年，此亦辩证法。望释注念。”8月6日再次来信曰：“久不奉书，只缘衰病，年来已经两次住草堂疗养院，医护周至，幸得康复……累读手教，知精进不已，吾当十驾与扶轮也。”10月30日来信曰：“不佞两度住院后，体气渐衰，然耳聪目明，眠愈熟，食愈甘，爱我者以期颐相祝，不佞亦以百岁为奋斗目标矣。”

1992年岁末，我将登载给先生祝寿文章的《学人》寄呈先生，1993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四）先生来信曰：“除夕前日奉寄书及手扎，如亲面语。一年将尽夜，万里远离人，言念昔游，愈感饥渴矣。辱以鸿文祝我髦岁，百朋捧赐，愧荷曷胜！讽籀再三，益叹足下思精力果，胸有真知，异于今之类纂杂录者，循此以往，学有缉熙于光明，淮海维扬诞育后人矣……与足下别久矣，引领东望，怀念日深，万里吴船几时西征邪？年来颇衰，无远游之兴，乏济胜之具耳。”

1994年秋日，终于有机会去重庆公干，因此陪同赵航教授特地转道成都看望先生。回到扬州后把洗印出的照片寄呈先生，信中谈及我对汉语研究现状的种种忧虑。先生12月2日来信曰：“别易会难，人情所重。此次文旌偕赵航先生贲临敝庐，真不啻从天而降也！乃匆匆一聚，又听班骓，别悰未罄，愁肠旋结……正拟复书，旋有寒疾，支气管疾骤发，遂入草堂疗养院诊治，瞬即一月，始得稍苏。”在这封信中，先生发表了对语言学研究现状最为鲜明的评论，并强调我们应当承担起的时代责任， 1995年10月30日的来信中又再次发表了对语言学现状的看法和建设意见，均详上文所引。

余篇

在狮子山读书期间，我和先生经常见面，当我的研究进入关键时期，则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先生授课或因事到校，我们就在教授公寓茶叙，先生没课时我就去先生盐市口老宅。先生起床很早，在院子里稍稍活动后就看书写作，遵嘱去先生老宅一般是在上午十点前到；每次师母总会备置好美食，让我和先生在书房小酌论学，先生午休前告别返校。毕业后直到1995年底，我和先生的交流主要通过书信，而从1996年开始，我则改用电话和先生联系，因为先生回信太费精力。1990仲夏，我应邀参加《扬雄方言研究》统稿会，去过成都一趟，因为挂念并担忧先生的健康，1994年我专程绕道去成都看望过先生一次。而我深深感到内疚的是，去看望先生的次数太少太少。

我以为：先生老宅遭遇拆迁，被迫搬入楼房公寓，此乃伤我恩师之元凶一；烦杂社会事务劳扰先生，搅乱先生平静生活，损我先生精气，此乃伤我恩师之元凶二。

先生老宅座落在城中红照壁附近的新光华街，那是距离盐市口不远的一个幽静的街巷，四合院，小瓦平房，庭院春夏秋冬皆生机盎然，记得正屋十一梁，听堂檐下有走廊，古色古香，冬暖夏凉，先生生活于斯77年。1989年市政建设毁我先生老宅，先生于当年7月被迫迁居西郊白果林小区，1989年11月1日先生来信述及此苦曰：“居小楼如蓄樊中矣！”迁居后图书资料清理成为沉重负担，直至1990年4月15日先生来信还说：“图书器物至今犹未措置就绪。不遑宁处，实叹劳生！”

先生学问深湛、德高望重，生性随和而乐于成人之美。1988年，已经77岁的老人还出任四川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导师，1989年被聘为四川省优秀图书评奖委员会专家，四川省诗词学会的各种活动也常常需要出席，至于论文评审、专著评议之类涉及职称、获奖之类的繁杂事务，更是每年一堆，先生虽深感精力不支却不忍拒绝。1989年11月1日来信中先生叹曰：“种种无益之事，耗我有涯之生矣！”

先生虽然向来清臞羸弱，但除了支气管炎并无其他沉疴顽疾，先生为人忠厚，心境平淡，一副仙风道骨。我认为先生一定能够活过百岁， 所以曾和先生约定，百岁华诞时邀集海内外同仁和同门在成都举办学术盛会给先生增寿，谁知天不假年，呜呼先生！

成都东郊的狮子山很美，春天缤纷灿烂的桃花，秋天云蒸霞蔚的柑桔，起伏绵延的山冈、曲折幽静的小道，以及山下不时呼啸而过的成昆火车，这些镜头都镶嵌进了我的学术年轮。狮子山有我很多老师，他们对我的成长都付出了心血，而君惠先生对我的影响最为深远：川师校内先生寓所的茶叙答问，新光华街先生老宅的小酌论学，长江首尾之间尺牍的指导鼓励……我的系统学术训练完成于狮子山，我的《方言》研究起步于狮子山，我的学术进展来自君惠先生的指引，我的所有研究及其成果都深深渗透了君惠先生的心血！

人生有涯而师恩无穷，天地长久兮我情曷终！

2008年2月28日初稿，2008年3月8日改定于清华园东邻之潜斋。

注释：1.本文所引君惠先生的话，或取自本人当年的学术日记，或摘自先生的亲笔信函。前者不加引号。
 

2.1991年2月先生来信嘱稍加删节，我遵嘱又删去万字左右。但《扬雄方言研究》出版时只剩下四万余字，致使部分章节不成文章，有些章节之间比重严重失衡。最终删节并非本人所为，出版前亦未经我寓目。

本文原刊载于《励耘学刊（语言卷）》，2008年第1期；《余篇》部分参考了《语言历史论丛》第三辑，2009年。

感谢华学诚教授授权发表。引用请核对原文。

作者简介

 华学诚，男，汉族，江苏兴化人,1957年8月出生，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执行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献语言学》主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北京师范大学《励耘语言学刊》、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等学术刊物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与历史词汇、古代语言学文献、汉语方言学史等，已出版《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扬雄方言校释论稿》等专著8部，主编教材一套8种、学术研究丛书一套8种，参编教材、工具书多种，发表论文80余篇。

本世纪以来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重要省部级以上奖项6项；承担北京市、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2016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