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杜道生先生的文字学观

        ——写在先生期颐寿庆之际

华学诚1

汉字守护人——杜道生先生

1985年初夏入川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我认识了杜道生先生，当年仲秋入学就开始听杜先生的文字学课。杜先生的课程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汉文字学常识》，以《说文解字》为主要教材，讲述《说文》和汉字形音义的内容；一部分是《说文解字》段注，以阐发段注的义例为主要内容，兼采他家之说，折衷评述。杜先生是乐山人，乐山话与成都话的差别很大，还保留入声。一开始我听课很吃力，尽管每次都坐在第一排，与先生只隔着一张课桌（当时川师研究生教室没有现在大学那种居高临下的讲台，老师和学生平起平坐，使用的是同样的课桌），而且全神贯注，但是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听不明白，甚至先生直呼我的姓名让我用家乡方言印证他的讲课内容我都直愣愣不知道是在招呼谁。但是杜先生的课却是我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原因有三：一是先生编写了系统的讲义，工楷墨书，每个学生都有扫描油印件，这就为课前预习课后温习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二是我的同学大多是四川人，先生临场阐发的、补充的，我没有听明白而漏记的，借用同学的课堂笔记都能补充完整；三是先生就住在中文系办公楼，研究生宿舍与之相距也就一两百米，除了体息时间，什么时候都能在中文系楼上找到先生请教，不是在二层的宿舍里，就是在三层的资料室。

今年正值先生期颐大寿，川师举办专门的学术活动为先生庆寿，为先生增寿。接到通知我立即想到的是，应该借此机会写篇文章。杜先生关于汉字和汉字研究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试图在一篇文章里完整而又系统地进行阐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这篇文章只能就我所理解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撮要浅谈，故题曰《简述杜道生先生的文字学观》，向同学们和专家们请教，也算是我这个老学生25年后向杜先生交出的一份作业。

一、关于汉字本体的重要观点

杜先生关于汉字本体的重要观点，散见在他的讲义中，内容非常丰富，全面梳理、概括、总结，需要假以时日。《人类心灵的几何学》2是一篇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是杜先生见诸公开报刊的不多的几篇文字学论文之一。

关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杜先生有着十分科学的认识。杜先生认为，“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确立，一开始就担负了表达语言的‘词’的任务”，“语言的发展，推动文字的发展，汉字的发展和壮大，总是以汉语为中心。当汉字作为汉语书写符号出现的时候，它既以形体表示读音，又以形体表示意义”。

 杜先生认为，透过《说文》部首还能够窥测到人类智慧发展的消息。他说：“劳动人民在观察理解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文字，而且作过归纳，作过概括”，“按照人类智慧发展的程序，最早出现的文字，应该是些大共名或者大别名”，《说文》部首的说解就能提供这类信息，比如“鸟”是“长尾禽总名”，“艸”是“百卉”，“川”是“贯穿通流水”，“可以说，许慎的建立部首，有意于对事物进行综合和分类”，“《说文》的许多大部，都是族类的代表”。

 关于汉字特点，杜先生最有影响的观点是：汉字是人类心灵的几何学。

  杜先生的这一重要观点是在李约瑟博士的启发下提出来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汉字具有“数学”素质，但是他虽提出了这一命题，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和科学论证。李约瑟博士的原话是：“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字的发音和它的书写方式是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写出来的文字的意义是固定的，不管讲什么方言的人都明白它的意义，但他们发出来的音可以完全不同，彼此无法听懂，就是这种语言中的‘数学’素质使公元十四世纪早期的波斯人深为感动，后来又引起像莱布尼茨这样的十八世纪欧洲学者的注意，也许还推动了欧洲数学逻辑的发展……”3

 基于对汉字的系统研究、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把握，杜先生对李约瑟所提出的“数学”素质做出了具体解释，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汉字是人类心灵的几何学”这样的论断。杜先生认为，李约瑟博士所说的“数学”素质，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汉字本身具有几何学的素质。换言之，即汉字具有用图形、符号表示概念的素质”。“概言之，就是人们把心灵对于客观事物感受用图形、符号表达出来，描绘出来。‘字为心画’的说法就源于此，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汉字最根本的素质”。“欧几里得几何是研究物体形状、大小和位置相互关系的科学，它以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图形表达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汉字与之相较，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汉字最大的特点，是把人们心灵对客观事物的感受，用图形、符号的方式表达和描绘出来，所以我们尽可以把它视为人们‘心灵的几何学’”。

 杜先生不仅就李约瑟博士的命题提出了科学解释，提出新的论断，而且从人类的本质特征上揭示了图形、符号的性质。他认为，人类把心灵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方式有三种，即动作、声音以及图形和符号，而“创造符号并使用符号也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汉字的“超方言”性质和“超时间”性质，都是由它的“心灵几何学”的性质所决定的。高本汉曾经提出：“将来果有世界语之创立，当以中国语文之研究为基础。”4李澄波也认为：“统一全球非中国文字不为功。”5中外学者所提出的类似观点，杜先生深表赞同。他认为，人类“经常陷于民族仇恨，领土纷争之中”，“究其根本，则语言不通，互不理解，为一重要因素”，因此，“世界上倘若有建立共同文字的规划和理想”，那么最适合的就是“根据人们共同心灵感受而造成的中国文字”。

 文章的最后还指出了外国朋友学习汉字的有效途径，这是来自一位汉字学大家的意见，极富学术眼光，如果能够结合对外汉字教学实践来认真研究它，也许因此而能够找到破解对外汉字教学难题的重要方法。

二、关于汉字研究的重要观点

关于汉字研究的重要观点，杜先生的讲义中有两种体现方式，一种是讲义内容的安排，一种是直接的表达。 

杜先生认为学习、研究汉字，必须研读《说文解字》，还要兼习古文字，这是十分通达而且科学的。杜先生的《汉字学常识》列有四章，即《说文解字叙》、六书补例、《说文解字》在编写上的创建、甲骨文金文述略。这样的内容编排，体现了杜先生的汉字研究观。

关于《说文解字叙》，杜先生除了对正文进行分段并逐句标点之外，主要采用传统讲疏形式：随文夹注，征引有助于理解叙文字句的文献，对生僻字词作简明注解；每段正文之后撰写的内容有三层，一是概括段意，二是用现代文译述，三是扼要提示。比如从“叙曰”开始至“靡有同焉”为第一段，此段后首先概括曰：“以上文字原始”；接着译述；最后提示曰：“讲述文字起源，援引史实，建立发展进化的观点。重视语言文字之社会性。”杜先生的重要见解，主要体现在提示部分。

杜先生特别重视“六书”，而讲“六书”则尊崇戴震、段玉裁。杜先生采用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认为“《汉书·艺文志》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这是不够全面的说法”；杜先生编写《六书补例》一章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多观察一些例证，把分析的方法熟悉起来”。

 关于《说文》在编写上的创建，杜先生认为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字体的选择，在史籀大篆、小篆、古文、鼎彝铭文诸多文字材料面前，合理地选择了小篆，兼顾“古籀”，并指出，所谓‘古文’，“乃汉人之‘壁中书’之专称，非泛指古代之文字”。体例的组织，“特别表现在他的分析字形，创建部首，以五百四十部，统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的分部工作方面”，“按照形体去整饬部勒汉字”，“提纲掣领，执简御繁”，“是切合汉字特点的”。

关于《说文》部首，杜先生有详尽的讨论。关于部首的次第，南唐徐锴只根据意义的联属，清代段玉裁则着重形体的联属，杜先生认为“两家各执一端，都不完全切合实际”，“《说文》的部居次第，是据形据义联系安排的”。虽然部首都是字，但并非什么字都能充当部首。杜先生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形符、义符、类符这三种特点，“部首的意义方能完足，部首的作用才更显著”，并具体分析了部首的作用，和充当部首的理由。

在《甲骨文金文述略》一节，杜先生简述了甲骨的发现与甲骨文、鼎彝的出现与鼎彝铭文，介绍了甲骨文、金文的结构知识等，并特别指出了甲骨文字、金文对文字学的影响。杜先生认为，“甲骨文字出现以后，首先影响到‘文字学’的研究”，一是“‘文字学’上之原则研究（文字产生的社会性，文字发展之渐变性）”，二是“文字本身之字原研究”。杜先生认为，“真的把金文的研究用到文字学上，是在清朝乾嘉以后”，用沈兼士的话说，就是“乾嘉以来定一尊于《说文》之学风于焉丕变”。6

 在讲义的不少地方，都能见到杜先生关于汉字研究的精彩观点。下面仅从《说文解字叙》的注语中按自然顺序检索，就能摘要如下，可见一斑。“黄帝之史仓颉”下注语云：“关于八卦及仓颉造字之说，在今天应该批判地认识。”述周至西汉文字源流一段文字的译述之后提示云：要“注意籀文（大篆）与小篆关系，小篆与隶书关系。”“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下注语云：“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爰明以喻”下注语云：“许君之书，以字部首为经，而物类纬之也。谊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一字必兼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

三、关于汉字发展的重要观点

关于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杜先生认为，许慎在叙文中承袭“八卦及仓颉造字之说，在今天应该批判地认识”，但是他“援引史实，建立发展变化的观点”，则应该得到肯定，说明他“重视语言文字之社会性”。杜先生认为，“劳动人民创造文字，使用文字，爱护文字，而且不断地改造文字，使得文字更丰富完美，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汉字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杜先生认为，“由于文字记录语言之功能，必然是走向‘密切表音’，此所以形声之字日益增加；由于施展交际交流思想之作用，必然是走向‘书写便易’，此所以形体简化日益显现”。

汉字是不断发展的，并且“远在三千年前已经发展壮大”。随着汉字的增多，汉字教学、汉字研究事业也发展起来。为教人识字而编纂识字课本，编纂识字课本的人或者是“朝廷显官”，或者是“文史大家”，所以这些识字课本不仅在汉字传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为汉字研究奠定了基础，《说文解字》的编写离不开这些重要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杜先生讲解《说文解字》在编写上的创建，首先详尽地评介了《说文解字》以前的字书。

与汉字发展观念相应的是，杜先生主张今人的研究要强调继承。杜先生在《略谈字典编撰的历史继承》7一文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杜先生以字典收字和根据字书编字书这两个问题为例进行了讨论。杜先生指出：“历史的继承对语言文字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历代字典词书的编撰对此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继承不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杜先生把历代字典词书的收字原则概括为四句话：“作好历史的继承（存古），促进书写的规范（正字），进行不断的补充（拾遗），切合实际的使用（利今）。”杜先生明确表示：“根据字书编字书这个说法，个人比较相信。”因为“它深含历史继承的意义，又不是简单的照搬，机械的录用，而是有所借鉴，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纠正其讹误。”并举出历代代表性字典词书为证，指出《说文解字》《切韵》《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无不如此。

在强调继承的同时，杜先生十分注重今人研究的创新。杜先生的《“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的探索》8一文堪称创新的代表作。杜先生提出，《说文叙》中所说的“结绳”应该理解为“缔结盟约”，而不是实物纪事，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创新见解。杜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游牧社会人类已经知道使用符号来表示宇宙现象，这就是易八卦”，在进步到农业社会时不可能“反而退到实物纪事而使用‘结绳’”；“结绳”是“为治”，是要“统其事”，简单的实物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从文献词义发展的事实来看，“结绳”这个词语的意义确实经历了从指实物纪事发展到指缔结盟约；《易·系辞下》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又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杜先生认为，“‘结绳’一语，在这两节的叙述里，字面相同，而表达的意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说文叙》里的“结绳”义同后者；其次，用“绳”来解释“约”，古书上例子不少，《老子》27章“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句中“绳约”为联合结构作宾语即为典型例证。“结绳”这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达了不同的内容，转为“缔结盟约”是客观史实。

四、关于六书研究的重要观点

杜先生极为推崇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六书的根本性质是“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下注语引段玉裁云：“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字各有音，而声音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假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焉。”

杜先生对汉字结构洞察无遗，因此能够对“六书”做出科学、细致的辨析。《说文解字叙》“指事”下注语云：“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赅众物，专博斯分……学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象形”下注语云：“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算’……‘畴’……是也。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此等字半会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会意则两体皆成字，故与此别。”在《指事补例》序言中云：“象形是按照实物用画画儿的办法来表达，指事是用符号表示抽象的概念……指事是一种‘借象表意’的文字，与象形之‘以象表物’不同，因为它表的是意形而不是物形，所以造字的时候应该力求显明，使人易于体会它的意思。”该节补例后云：“象形和指事的区别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一）就形象来说，两者都是表形的，不同的地方在于象形是写实的，指事是写意的；（二）就所指来说，象形是专指，指事是泛指。”在《会意补例》后云：“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区别，在于会意字是由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而成的，而指事字的组成部分决不会都是字。”《说文解字叙》“形声”下注语云：“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转注”下注语云：“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假借”下注语云：“假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备，乃以同声为同义。转注专主义，犹会意也；假借兼主声，犹形声也。”

杜先生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类还作了进一步区分：象形再分为纯象形（如“日”）、合体象形（如“眉”）和变体象形（如“尸”）三种;指事再分为纯指事(如“丩”)和合体指事（如“畺”）二种;会意再分为纯会意（如“从”）、会意兼象形（如“牢”）和会意兼指事（如“舂”）三种;形声字依据声旁分为两种，即声旁兼表意义的（如“论”）和声旁不表意义的（如“江”），还指出两种变例，即省声字（如“哭”）和亦声字（如“春”）。

五、关于《说文》段注的重要观点

杜先生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极为重视，当年给我们讲授过两个专题，一是段注论六书，一是段注义例。

杜先生认为“段君注《说文》之六书，有其特殊见解”，并概括为六点，即：六书赅括汉字之形音义；不信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六书有四体二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而转注假借是训诂；以异字同义说转注，以异义同字说假借。杜先生认为：“明此条例，贯串全书。”

杜先生对段注所论六书精髓一一揭示，深中肯紊。比如其揭段注论指事要点有四：“一、指事具抽象之符号性；二、‘事’非具体之物，所赅者广；三、‘事’之有形成象者，或混于象形；四、指事为独体，或就图象而增加符号，亦不应与合体之会意混。”比如其揭段注论象形云：“段注解释象形，与各家比较一致，总立独体、合体两类。特别指出合体之象形部分，不能独立成字，不能讲出意义来比附另一形体，明此区分合体象形字与会意字。”比如其评段注对形声字的注解云：“段注《说文》，对形声字之处理，对古今字音变化之研究，确有超越他家之成绩。”

杜先生自1934年从沈兼士研习《说文》即开始点阅段注，1979年扫描油印其墨书《段注说文解字所发义例辑略》时记云：“段注所发之义例，就书上标出记号，即在另册抄录。四十五年以来，通读段注五遍，此稿即经四次翻查，四次钞录。旧稿幸皆保存，偶尔取出对照，则又有所删削，有所归并，有所增补……举此稿交付刻出油印，余将随从同人，又一次通读段注，更加以订补。”由此可见，杜先生于段注之重视和用力之勤。

杜先生所辑段注义例凡519条，1982年再次扫描油印时把所编《分类检阅表》冠于卷前，据此可得所辑段注义例凡34类，即：本字本义、古今字、方言俗字、部首、六书、训解、引申假借、引经传、传注字书不同、训诂考源流得失、音韵、当为读为读如、省声、古有以声不以义者、古传注多不言名、从某为某之属、合二字成文、附见之例难定或体正体、析言浑言、复字、言许书之义例、称一曰例、言今、言所以、言词言意、言某之言某、言犹、古书也皃二字多互讹、或因形近相借、地名、纠许、订徐、改动、山海经有出于汉人者。

杜先生在《分类检阅表》之前言曰：“此为读注摘录，主观缀集，未投钻研之功夫，只有抄写之琐事。”事实并非如此，先生所辑义例，正如《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同人所言：“可以帮助通读许书，掌握段注精要。”（杜先生1979年后记述）授人以渔，功莫大焉，先生却如此谦逊，每读此言，都感慨万千。

结语

杜先生《题黄冈东坡赤壁》第一首云：“世仰眉山秀，东坡树此堂。连篇赋赤壁，再闰守黄冈。乡梦岷峨远，归途江汉长。浮云等富贵，不朽是文章。”9“浮云等富贵，不朽是文章”，这正是杜先生心中的价值观，也是先生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夜

                         于清华园东邻之潜斋 

1.作者简介：华学诚，1957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

2.1982年11月23日《华侨日报》文史双周刊廿四期。先生在讲义中补记云：“本文原题《关于汉字‘数学’素质的拟测》，初稿于1980年暑假，1982年5月曾在四川省语言学会首届年会提出报告。”本文所据，是杜先生的讲义《汉文字学常识·汉文字学进修资料辑略》附录，157一161页。

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分册，71页。转引自杜先生讲义。

4.高本汉（1889-1978），瑞典汉学家。杜先生所引高氏语，见《中文大字典·序》二页所载。转引自杜先生讲义。

5.李澄波(1872一1961)，字天根，精通历史与考古，成都历史文化名人。杜先生所引李氏语，见于李澄波所著《中西文字异同考》。转引自杜先生讲义。

6.沈兼士《金文编序五》，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后辑之“序跋类”。转引自杜先生讲义。

7.文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8.文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9.四川省诗书画院编《岷峨诗稿》第三十六期第23页《题黄冈东坡赤壁（二首）》。

原文刊载于《语言历史论丛》第五辑，2012年。感谢华学诚教授授权发表，引用请核对原文。

华学诚，男，汉族，江苏兴化人,1957年8月出生，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执行主任、北京语言大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献语言学》主编。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北京师范大学《励耘语言学刊》、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等学术刊物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与历史词汇、古代语言学文献、汉语方言学史等，已出版《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扬雄方言校释论稿》等专著8部，主编教材一套8种、学术研究丛书一套8种，参编教材、工具书多种，发表论文80余篇。

本世纪以来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重要省部级以上奖项6项；承担北京市、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2016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集成》。